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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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和財政上太 過分擴張，以致於不能有效地控制社會團體。見佈雷德利？蓋澤特：《走向國 民黨統治的

多元模式》，《中華民國史研究通訊》第　7　卷第　2　期（1982　年　2　月），第　1—10　頁；蓋澤特：《權力與社

會》，第　1—10　頁和各處；理查德？布什：《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國民黨政權與長江下游中國紡織

廠主，1927—1937　年》，第　18－24、307—308、332—334　頁。

① 布什：《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第　308－313　頁。

② 見本書第　6　章（比昂科著）。

③ 見本書第 12　章（範斯萊克著）和第　13　章（佩珀著）。　70　年代和　80　年代初撰 寫共產黨根據地的詳細

歷史研究專著，提供了關於共產黨的組織工作、與地 方實權派的關係和對農民自發要求的領導等方面的情

況。見戴維？保爾森： 《領導和自發：最近的研究共產黨根據地的方法》，《中華民國史研究通訊》第 7

卷第 1　期（1981　年 10　月），第 13—18　頁。主要根據地的研究專著有：斯蒂 芬？艾夫里爾：《多山地帶

的革命：江西省共產黨運動的興起》；凱思林？哈 特福德：《一步一步來：晉察冀邊區的改革、抗戰和革

命，1937—1945　年》；戴維？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山東根據地，1937—1945　年》；琳達？格羅

夫：《革命中的農村社會：高陽地方，1910—1947　年》。陳永發：《革命的形成：1937—1945　年華東和華

中的共產黨運動》是研究共產黨戰略的內容最充實的專著。

他們的革命事業。例如，在山東和河北，使農民的不滿政治化的“階級鬥爭”，

指向“土豪劣紳”和稅吏，農民們認為這些人比地主更暴虐。①溫和的再分配

政策和給非黨名流以某種政治發言權的範圍很廣的集會，足以促進更廣泛的

村民參與共產黨控制下的地方政府。共產黨給予對社會不滿的人以政治引

導，開始從社會基層建立政權。②不過直到　１９４９　年以後，充分擴大政府權力

的可能性才得以實現。

２０　世紀的這些變化，再次引出了個人對於國家的關係問題。綜觀整個歷

史，中國作家一般只強調個人對統治者、對農民或其他人的責任和義務，很

少關心關於人權的任何學說。③另一方面，正義的概念和對非正義的憂慮，在

中國則隨處可見。西方對法治和公民自由權的更加特殊的關注，激勵　１９　世紀

的西方人堅持要求治外法權（即駐華使節有權審理在華犯罪的外國人），這

是　１８４２　年至　１９４３　年的不平等條約的中心內容，並且損害了中國的主權。於

是人權——現在正是這樣稱呼的——就成了帝國主義的重要部分。關於在中

國新政府框架之內的法治和公民自由權的前景，近時仍有不斷的探詢。

在何種程度上將公民個人置於首位，在何種程度上將個人所屬的集體置

於首位，一直是以中國和西方價值體系之間的公認的文化差異為基礎的一種

選擇。這或許可以看作一個需要強調的關係重大的問題，可是它仍然未超出

一個更大的問題，即中國政治生活中人民——名流和各種普通人——的作用

問題。就這樣的廣義而言，“民主”問題，不管如何界定，都是中國革命日

程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同類的傾向，即在政治活動中，政府滲透到社會組織

和社會動員中去的傾向，是從晚清繼承下來的。中華民國面臨重建強大國家

和擴大民眾參政之間的久而未決的關係問題。①這種緊張狀態又因年輕的共和

國所處的國際環境而加劇了。

① 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內戰：1945－1949　年的政治鬥爭》，第　282、286—289 頁；陳永發：《革命的

形成》，第　243　頁和第　3　章各處。

② 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第　6　—　7　章，把共產黨的社會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