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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史實,由先知耶米利對於先知以賽亞的預言的進一步改寫,以增加這一預言的影響力,促進猶太人不斷地覺醒。與此同時,更加強調了宗教信仰對於猶太人團結起來的重要作用,因為民族宗教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之中,有著激發民族意志的巨大功能。
這樣,在《以西結書》之中,以西結又繼續對猶太人的復國興教預言進行宗教的擴充套件:“主耶和華如此說:'我要使他們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為一國,有一王作他們眾民的王,他們不再為二國,決不再分為二國,也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並一切的罪過,玷汙自己;我卻要救他們出離一切的住所,就是他們犯罪的地方,我要潔淨他們,如此,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這就以再次約法的形式,來堅定猶太人復國興教的信念。只不過,興教是復國的前提,必須擁有宗教信仰,信奉唯一神耶和華,才能得到神的拯救,最後實現神的允諾,擁有一個統一的民族國家。
從以賽亞、耶米利、以西結到但以理,這四大先知對猶太人復國興教的預言,歷經從巴比倫囚時期以來的數度改寫與擴充套件,最後集大成式地出現在《但以理書》之中,包容進了更多的歷史內涵與現實需求,體現出了更鮮明的神諭色彩與教義擴張,因而有人指出:《但以理書》是《聖經·舊約》與《聖經·新約》之間出現的一個具有標誌性的宗教經典文字,是“舊約的結束,新約的起始”。這一看法是否合乎《但以理書》的文字構成呢?這就需要我們繼續進行文字的證明。
首先,與現實發展相匹配的歷史過程,被以神諭的方式來予以重現:“伯沙撒王為他的一千大臣,裝置盛筵,與這一千人對面飲酒,伯沙撒歡飲之間,吩咐人將他父尼布甲尼撒,從耶路撒冷殿中所掠的金銀器皿拿來,王與大臣皇后妃嬪,好用這器皿飲酒。他們飲酒,讚美金銀銅鐵木石所造的神,當時忽有人的指頭顯出來,在王宮與燈臺相對的粉牆上寫字,王看見寫字的指頭,就變了臉色,心意驚惶,腰骨好像脫節,雙膝彼此相碰。王的一切哲士都進來,卻不能讀那文字,也不能把講解告訴王。”顯然,這一對父子都遇到了同樣的神諭難題,在無法解說之中迫切要求著解說,因為這是決定著巴比倫王國命運如何的預言。
於是,又得再次求助於但以理,而但以理在拒絕了伯沙撒王賞賜的同時,宣稱“我卻要為王讀這文字。至高的神在人的國中掌權,憑自己的意旨立人治國,你雖知道這一切,你心仍不自卑,竟向天上的主自高,使人將他殿中的器皿拿到你面前,你和大臣皇后妃嬪用這器皿飲酒,你又讚美那不能看、不能聽、無知無識金銀銅鐵木石所造的神,卻沒有將榮耀歸於那手中有你氣息,管理你一切行動的神,因此從神那裡顯出指頭來,寫這文字。講解是這樣,就是神算出你國的年日到此完畢!就是你被稱在天平裡顯出你的虧欠!就是你的國分裂歸瑪代人和波斯人!”果然,伯沙撒王就在當天晚上被殺,而巴比倫王國至此覆滅。
如果一種預言的實現能夠精確到年月日,在排出偶然因素之外,也就表明這一預言只能是根據歷史事件來作出的,這就為進入歷史空間的預言是否存在提供了明確的證據:不僅有著巴比倫王的死亡時向作證;而且還有著巴比倫王國覆滅之後出現的瑪代人與波斯人建立的王國來作證。與此同時,在預言述說之中出現了一個悖論,即巴比倫人並非是耶和華的選民,民族宗教的唯一神本來是無法來決定其命運的,因而必須破解這一悖論,於是,除了猶太人的全民族拯救以外,又初步提出了一個嶄新的宗教命題:如何透過個人“被稱在天平裡顯出你的虧欠”來進行自我拯救。
由於這一命題的提出,實際上已超出了民族宗教的範疇,促動了面向每一個人的世界宗教的形成。這樣,在《以西結書》之中已經出現過的民族復興預言——“耶和華的靈降在我身上,耶和華借他的靈帶我出去,將我放在平原中,這平原遍地滿骸骨,極其乾枯。他對我說:'你要向這些骸骨發預言,說乾枯的骸骨啊!要聽耶和華的話。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你們就要活了!'於是我遵命說預言,正說預言的時候,不料,有響聲,有地震,骨與骨互相聯絡,我觀看,見骸骨上有筋,也長了肉,又有皮遮蓋其上,氣息進入骸骨,骸骨就活了。主對我說:'人子啊!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將在《但以理書》之中得到更大的發揮,沿著使每一個人獲救的思路前行。
這就是“但以理在床上做夢,夢見腦中的異象,就記錄這夢,述說其中的大意。我在夜間的異象中觀看,見有一位像人子的,駕著天雲而來,被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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