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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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確軍隊各級鋤奸部門是該級政治機關的一個工作部門，受同級黨委和政治機關的直接領導，上下級鋤奸部門為業務指導關係。這就改變了紅軍時期實行的保衛局垂直領導的體系。

中共中央政治局於1939年8月25日作出《關於鞏固黨的決定》。12月政治局會議，中央決定成立情報保衛的專門機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又稱中央最高委員會，對外稱為中央敵區工作委員會。這就意味，中共的保衛工作，正式實行黨的集體領導。

中央社會部於1941年提出《抗日根據地的鋤奸政策》：“加強與提高保衛機關的工作，糾正鋤奸工作的擴大化、簡單化、一般化、神秘化的錯誤。”從這個檔案可以看出，雖然這個時期中共中央還沒有對肅反作出全面總結，但是對於肅反中發生的嚴重錯誤，黨內已有認識。而且，明確提出保衛機關的傾向性問題。

抗戰初期，中共中央在情報、保衛工作系統，一直著力調整領導關係，試圖解決黨的領導與專門機關領導的關係。

陝甘寧邊區保安處的情況還要複雜些，既有黨的領導關係，還有政府領導關係。保安處是一個機構兩塊牌子，既是西北局的社會部，又是邊區政府的一個部門。西北局和邊區政府都對保安處有意見。內戰時期養成的特殊習慣，到了延安還在延續。保安處的工作網遍佈黨政軍機關，一些保衛幹部習慣於“三駕馬車”，並不尊重同級黨委與政府領導。後來，保安處的紅軍工作部取消，軍隊的保衛工作由部隊的政治部鋤奸部管理，保衛機關的過高地位有所下降。但是，軍隊有武裝，保安處也有武裝；軍隊有電臺，保安處也有電臺；一個縣只有三匹乘馬，縣委書記一匹，縣長一匹，還有一匹就是保安科長騎！別人還是有意見。

周興這邊也有意見。保安處長周興雖然是西北局委員，卻遲遲不能進常委。保安處有武裝、有電臺，都是工作需要。特殊的工作，當然要有些特殊權力。

不過，保衛機關在歷史上過高的地位，卻是不可避免地下降著。1942年12月，周興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檢討保衛部門鬧獨立性的問題，“天大地大獨立系統最大”，還特別批評對縣長鬧獨立性最多的隴東地區。1945年8月16日，邊保專門組織各地的地委書記、專員、保安分處處長，座談關於黨委、政府與保安科關係問題。明確：保安科是政府的一個科，又是黨委的一個部；調動任免保衛幹部要經過黨委、政府商量同意；保安科逮捕人犯，沒收違禁物品要經縣長核准；保安科上報檔案要同時報書記、縣長一份；保安科長的生活待遇與其他科長相同，不得另吃小灶。甚至具體規定：保安科長出門騎馬帶警衛員，如因工作特別需要，要經縣委書記、縣長批准，如非工作需要，則不必騎馬帶人。這就明確了情報、保衛系統在同級黨委和政府領導之下工作。1948年西北局義合會議集中批評保安處，批評周興。1949年保安處檔案《對保衛工作的組織、任務與領導關係的意見》提出：過去保安處雖然是西北局的社會部與政府的保安處。但在組織上、實際上均既不同於西北局之一部，亦不同於政府之一廳。制度上更是獨自的一套。總之，過去的組織形式實際上並未完全取消垂直系統。對於今後的關係，檔案提出：“明確領導關係，劃分工作任務。西北局成立社會部，保安處成為政府之一廳。”“西北局社會部統一管理政府的、軍隊的、敵區地下黨的保衛工作。”①

這些逐步推進的制度變更，完全落實了黨對情報、保衛系統的領導。建國前夕，中共情報、保衛系統的體制，已經按照毛澤東的設想和黨中央的規定調整到位。中國的公安系統，至今編制為地方政府的一個機關，接受地方黨委領導，並不實行垂直領導制度。

第三章　三八式：步槍、幹部、中社部

遺失的毛澤東講話（3）

延安時期，中共中央的最高領導核心，如何領導最高情報、保衛領導機關“中央社會部”？

中共在1927年成立的中央特別委員會和1937年成立的中央最高委員會都由周恩來任主任，周恩來無疑是中共情報、保衛工作的領導人。可是，周恩來從未擔當中共的最高領導。而且，抗日戰爭時期，周恩來作為中共代表，駐在國民黨統治區重慶，離開延安達十年之久，

顯然，在此期間，周恩來難以具體領導全黨的情報、保衛工作。

中共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也十分重視情報、保衛工作。1941年發生皖南事變，在反擊國民黨的同時，中共也從內部吸取教訓，發出兩個著名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