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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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件事，就是北方的裁縫都有店鋪，大別山的裁縫沒有，別人要請他到家裡來做衣服。有次我們得到情報，說是敵人一個小頭目要到桃家坳，我們就埋伏在半路。不久，就過來一個穿長衫，鑲金牙，戴禮帽的。在北方人心目中，穿長衫，鑲金牙，戴禮帽的，不是流氓就是地痞。所以我們抓住他，他說他是裁縫，但我們不相信。另外，放了他，他要是給敵人通風報信，我們也很危險。於是決定把他幹掉。好在我們帶的嚮導認識他，說他是個好人，我可以保他。我們這才放了他。

大別山根據地沒鞏固，敵人在到處“清剿”我們，沒辦法搞土改。特別是組織村政權，也沒搞好。我們工作隊員兩人一組，發動群眾建立基層村政權。先是召集老百姓開會，是強制性的，不來也不行。然後讓群眾自己選貧民協會、村長、莒長，群眾根本就不相信我們能站穩腳，沒有積極性，誰也不選，就在那兒耗著。我們就只能看著誰順眼，長得不像是壞人，就讓他當貧民團長、村長、莒長。給他講，下次再來時，有事就找你村長。由於群眾不配合，情況不熟悉，也搞了些流氓、地痞當了村長、莒長。打土豪時，有時就上了流氓、地痞的當，把中農，甚至貧農當土豪打了，而真正的土豪卻沒打。也有些是兩面派，我們來了，就趕緊把“貧民協會”的牌子掛上，也接待我們，我們講：“我們的安全你要負責。”他就滿口答應：“沒問題，沒問題，我們放哨。”等我們走了，他們又成了保公所，魚肉百姓，老鄉們就更不敢接近我們了。

原六縱十八旅副政委劉昌對此感觸尤深，幾十年後，他無限感慨地說：

大別山和華北不一樣，打土豪，分田地，這在華北行，但在南方新區就不行了。咱們在大別山進進出出那麼多次，老鄉都很熟悉土改那一套，分田地很好搞，但都是假的。地也分了，把地主的浮財也拿回去了，儲存好，然後等地主回來了，就立即又還給他了。經過大別山的教訓，以後就有經驗了，只有建立了鞏固的根據地，基層政權也穩固了，才能進行土改。那時的區政府、工作組，說是基層政權，不如說是游擊隊更恰當些。他們天天要和民團、小保隊周旋，還要做群眾工作。群眾也不敢公開接近他們，村子裡好人壞人又分不清，他們一多半時間都只能呆在山上。有些同志急於立足生根，就把一些本來也不是罪大惡極的地主也殺了。殺地主的事很普遍，連一個工作隊員就有權殺人。這也是逼出來的，因為這個地主可能不該殺，但要是你不殺他，貧農拿著他的地和浮財，也不放心，總覺得理虧，還是人家的。這樣做，產生的後果很嚴重。有的地主，分了他的地和浮財，他也是辛辛苦苦積攢下來的，本來還不壞，把他東西分了，他也變壞了，等他們得勢了，他也要拿積極分子開刀。經濟利益是切身利益，國民黨腐敗，但他保障私有財產，所以，國民黨再壞，他也會跟著國民黨走，不會跟你共產黨跑。在我們部隊裡，當時也有不少首長的家屬是地主，但他要大義滅親，要交給人民來處理。有好多家都鎮壓了，不然群眾就發動不起來。在大別山，地主雖然跑了，但他人還活著，我們一走，他就回來了，所以群眾根本就發動不起來。當時也沒有一個統一標準，哪些是地主，有多少財產是地主，都沒有明確規定，加上部隊很艱苦，工作組還要給部隊籌糧籌款，所以，說是打土豪，分田地，實際上許多地方連富農、中農也搞了，看人家房子好，就進去要金子銀子，看人家養了幾頭肥豬，就說是土豪，不給人家錢就殺吃了。又把一批人推到了對立面，搞得很被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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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土豪，分田地（7）

徐懷中在《“火浴”小記》中也講道：

為了儘快發動起群眾，在新區紮下根來，各地都搞了打土豪分浮財，有的地方，三下五去二把田也分了。這當然是一片熱心，要讓廣大農民得到利益。可是，隨著敵人主力一到，地方豪紳像雨後的蚯蚓，鑽出地面活動起來，威嚇分了他們田地浮財的人說：“慢著高興，看我叫你們吃了草魚吐鯉魚！”於是，分得土地的，連忙把寫有自己姓名的木牌牌從田坎上拔掉，分得東西的人，悄悄送還去了。事實證明，局勢尚未穩定的新區，搞急性土改分浮財，不僅行不通，由於過早地分散了社會財富，對支援戰爭也不利。

在金寨縣，“由於廣大幹群和戰士對地方老財和鄉紳民團十分痛恨，不少鄉區政府，對敵人不注意分化瓦解，曾出現亂殺、亂打、亂罰等現象，致使少數人亂跑反。”臺執行、趙士光：《白濤縣長》（《劉鄧大軍南征記》，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6月第1版，第2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