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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她說:“斯拉瓦剛剛來了封信。我想可能是是寫給你的……”我接過信讀了起來:“親愛的柳達,上次我一見到你就知道我一生中苦苦尋覓的就是你這樣的姑娘,你支配自己的不是思想、觀念和高尚的情感,而是一種極其自然的和藹與善良,那樣慷慨,又是那樣純情……”信中還有許多美麗的辭句,都是寫給我的,不是給柳德米拉的。我的好朋友瞄了我一眼問道:“我們的斯拉瓦是不是找到真正的未婚妻了?”

“現在還說不準。不過為了以防萬一,所以請你告訴我怎麼申請和政治犯結婚。”

下次探望斯拉瓦時我用的是自己的證件。我擔心他們會不讓我見,又怕碰見上次的衛兵和獄長,他們會發現我又換了名字。結果還算順利。三年以後,我們得到許可,結婚了。

安德魯什卡就是我在一次探監時帶回來的小東西。現在他的爸爸正在流放,等我兒子再大一點、長得壯一些時,我們就去加入他爸爸的行列。

“原來不同政見者就是這樣的。”愛麗什卡聽佳麗娜講完後叫道,“我還以為你們是一種特殊的人呢……”“還能長著4只耳朵?好能收聽敵臺?”娜塔莎笑道,“人就是人。我們單位有個不同政見者,他從前搞過徵集簽名,可現在特別老實。顯然,時代不同了……不是被抓進去,就是一走了之。人們都這麼看。”

接著大家又談起了政治犯的妻子。她們還把19世紀和20世紀做了個比較,看看到底哪個時代政治犯的妻子更不容易。多數人認為上個世紀的要更難一些,特別是對於那些十二月黨人的貴族太太們,因為今天的婦女對苦日子已經習以為常了。但也有人不同意這種看法。

“我從電影裡看到那些十二月黨人的老婆在西伯利亞遊蕩時,個個都穿著毛皮大衣,那款式、質地,嘿,沒說的,準震了阿爾賓娜這樣的時髦女郎。依我看哪,有這樣的大衣穿在身上,還有什麼受不了的罪。”

這通議論自然又是流浪女吉娜發表的。忽然,拉麗莎想到了尼爾婭:“尼爾婭,現在該給我們講講你母親的事了吧?我記得你開始時曾提到她的貓皮大衣。”

“好吧,我講。只不過這不是關於初戀的。因為我沒能像正常人那樣體驗初戀,這裡講的就是為什麼我不能夠。”

故事之八

音樂教師尼爾婭在這裡講了她是如何先學會了恨,而不是愛。本書作者把這個中篇敬獻給那位最善良的俄國詩人——諾姆。柯扎文,他曾寫過一首題為“人折磨孩子”的詩,寫的是奧斯威辛集中營的孩子們。這首詩在蘇聯的勞改營廣為傳抄——這都是作者親眼所見。作者還建議那些對尼爾婭的故事並非無動於衷的人找來諾姆。柯扎文的詩讀一讀。

我在大戰的前夕生於利沃夫,母親是猶太人,父親是波蘭人。我總覺得自己是猶太人這倒不是因為猶太民族習慣讓孩子隨母親的民族,而是我自己的一種感覺……你們以後就會明白。

我的父母都酷愛音樂。我對那時生活的唯一記憶就是母親在彈鋼琴。後來在那些可怕的日子裡,我一直以為那個記憶是一場夢:那時的生活怎麼會那樣美好?窗戶半開著,和風蕩起帶花邊的窗簾,花邊輕輕地觸著鋼琴。母親坐在鋼琴前,穿著潔白的衣裙,是那樣美麗動人。她不時地把微笑著的臉龐向我轉過來,頭隨著樂曲的節奏輕微地點著——在光潔如鏡的琴蓋上,在她潔白如雲的衣裙上,在清香宜人的嫩黃色地板上,一束束陽光也在音樂的伴奏下輕快地舞蹈。窗外,一株大樹輕輕搖動,樹葉在舞蹈,窗簾在舞蹈,我也手舞足蹈起來——手抓住小床的欄杆,一蹦一蹦的,可在我的記憶中那就是舞蹈。以後再告訴你們我是怎樣弄清楚這不是一場夢……這就是那時的情景。後來戰爭爆發了,這也印在我的記憶中,法西斯開進了利沃夫,開始了猶太人大搜捕。我們的父親——這是我長大後媽媽告訴我的——決定還是收拾東西,第二天早晨趕到火車站,這是對所有猶太人下的命令。我們家的猶太人包括母親和她的3個孩子。我兩歲,哥哥列夫什卡12歲,姐姐琴婭7歲。對猶太人下的命令不包括我父親,我說過他是波蘭人……母親哭了起來——她擔心3個孩子。

“你擔什麼心呀,”父親有點發急,“德國是文明之國,他們不會傷害你們的。你們會被疏散到德國的安全地帶,到那兒以後你就給我寫信。別忘記首先告訴他們你是位著名的鋼琴演奏家——說不定他們會在德國為你安排一次巡迴演出呢。他們都是有文化素養的人,芭絲婭。我真不明白你為什麼這麼驚慌失措。”

可父親的話並沒有使母親平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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