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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問題,照他的說法是“多到令人噁心的程度”。但是從寫《一八四四年概要》開始時起,他就一直恪守注意分析所有難點,分析與他的理論有牴觸的所有東西這一習慣,對於外部條件的直接作用,他本人就考慮得“多到令人噁心的程度”。我們可以看出,他在這個問題的評價上,有過頗大的猶豫。所以,一八五九年九月,在他著手寫《物種起源》的時候,把氣候對生物變化有影響這個見解,說成是最有害的錯誤。可是,在《物種起源》的第五版裡,他卻改變了書中好幾處說法,使外部條件的一定作用和直接作用,以及“無益”變異具有“更多一些”分量。一八七三年,達爾文在給德坎多爾的信中寫道:如果條件對親體的健康及其後代“相當長期地”發生作用的話,他完全相信,後代就將發生變異。
因此,達爾文明確地贊成獲得性遺傳論。他不止一次地說過,按他的見解,變異主要取決於生物的本性,而遠非取決於條件的本性,當然他並不否定後者。這就是達爾文之所以非常希望在比較年輕的自然科學家當中,有人能在外部條件影響植物變異方面進行實驗。所以在他去世前不久,即一八八一年,給德國自然科學家澤姆佩爾的信裡,當指出澤姆佩爾把條件的直接作用的意義看得過重時,他就是以霍夫曼教授當時對人工條件下栽培的植物所進行的實驗為例的,這些實驗所提供的論據對這種作用有利的相當少。
隨著達爾文主義進一步取得成就,越來越多的作者把他們寫的書和文章寄給達爾文,達爾文同外國自然科學家,尤其是同他的著作的譯者和同他討論進化理論中最困難問題的那些擁護他思想的青年人的聯絡和結識面越來越廣泛。對於那些譯者,達爾文常常不是侷限在公事公辦地解決譯文問題,而是參與解決出版的細節問題,有時他還象給英文各版本所做過的那樣給外國各版本作出增補和訂正,並把新列印出的英文版正文條樣寄給譯者,有時還指出所有他增補和修改的地方,以減輕譯者的勞動。
大家知道,《物種起源》的第一個德文譯本是勃龍教授翻譯的,卻並不能使達爾文感到十分高興,因為勃龍對待翻譯太不認真,例如他刪掉了達爾文關於人類起源的那句唯一著名的話,而在譯文里加上了一些東西,以致使達爾文的理論在這裡受到了批評,招來了許多非議等等。第二個德文譯者維克多·卡魯斯,去掉了勃龍加上去的所有的東西,恢復了漏譯的內容,因此準確地傳達了供讀者獨立判斷的原文。達爾文滿意極了,說“新版本看起來象一部新書了”,並且十分感謝卡魯斯這位譯者的勞動。
《物種起源》的法文版也一樣。第一個法文譯本是爾瓦耶譯的,她在第一版之後,既沒有同作者商量,也不管已經有了新修訂的英文版,接著就把她的譯本原封不動地又出了兩版。
列·碩·達維塔施維裡在他寫的著名俄國古生物學家弗·奧·科瓦列夫斯基的傳記裡,專門有一章來談科瓦列夫斯基和達爾文之間的關係,這一章寫得非常有意思。大家知道,科瓦列夫斯基出版了《動物和植物在家養下的變異》的俄譯本,在他去英國的時候親自結識了達爾文,在他給兄弟的信裡稱達爾文是“和悅可愛的達爾文”和“和悅可愛的老頭兒”。為了介紹讀者去看上面那本達維塔施維裡的書,我在此僅僅摘引科瓦列夫斯基把他關於Anthracotherium①的那部著名的專題學術著作和《古生有蹄類自然分類的嘗試》送給達爾文時寫的獻詞中的一段話:“從我的學業剛剛開始的時候起,您就是我最好的良師益友。在我對英國作較長時間的訪問期間,您總是對我的考察給予充分的關注,並創造一切可能條件。由於您的申請,使許多收藏品和圖書館為我開放了,否則也許都會把我拒之於門外。您的名字和您的友誼是我最好的介紹信,它為我開啟了所有的大門……。我甚至不揣冒昧地期待著,有朝一日能讓我同您在唐恩的好客的住處討論這些問題中的許多問題,就象我們曾在這裡討論所研究的問題中的某些問題那樣。
充滿極大熱情的,相當年輕的達爾文主義的德國信徒艾恩斯特·赫克爾也常去唐恩,當然他也同樣受到熱情接待。他是第一個在德國發起捍衛達爾文主義運動的人,先是在他的放射蟲類專題學術論文裡,明確地表示贊成達爾文的進化理論和思想,然後在德國自然科學家和醫生斯德丁②代表大會上,公開表示支援③。可是很難設想有比赫克爾和達爾文更截然不同的人了。達爾文是多麼小心謹慎、有條不紊和深思熟慮地待人接物,赫克爾又多麼毅然決然、毫無拘束和心直口快地發表意見。赫克爾公開宣告,達爾文的理論是一種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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