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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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然而，尊氏擊敗義貞，義貞敗逃。義貞後來在1338年被尊氏的一名盟友殺死。然後尊氏佔領京都，迫使後醍醐逃至京都南方約100公里的吉野的茂密山林裡。在京都，尊氏迅速安排皇室家族一個對立分支的成員光明（1322～1380，1336～1348在位）即位。兩年後在1338年，光明天皇終於授予尊氏他覬覦已久的將軍頭銜。

無可否認，尊氏是一位機會主義者，隨時準備臨機應變轉變結盟物件。但除了成功的程度外，在這方面他一點兒也不例外。今日的人們相信武士是絕對忠誠的。許多武士無疑地忠於主人，併為主人犧牲生命。然而，中世紀的武士轉換效忠物件是很平常的事。14世紀中期的戰記文學《太平記》的部隊數字顯示，在發生於箱根對抗尊氏的一場戰役中，新田義貞的7萬兵員減少至僅僅100人，儘管他的兵力在數目上比尊氏的6萬人多。即使這數字有被歪曲的成分，也只能以大量武士變節投敵來解釋。

這明顯地顯示效忠個人的限度，們是否是世襲家臣。

實際的效忠程度由武士的地位以及他們與主人的關係決定，比如他而且，日文中的“忠誠”一詞在那個時代似乎更具有專業服務的感覺，而非無條件的順從之意。

且再次是務實勝過原則。實際與流傳的武士形象形成強烈對比。而典型的中世紀武士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軍人也形成強烈對比，後者比起武士似乎更願意戰鬥至死，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日本軍人有幾分誤認為武士都是這樣為主人犧牲生命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許多日本軍人對天皇的狂熱效忠反映出下列事實：近代以來日本領導者對教化價值的重新學習——在中古世界狂熱效忠沒那麼明顯，恐懼與自利似乎才是決定行為的較大因素。

《太平記》不僅告訴我們有關武士的價值，也讓我們看到戰爭中的中古農民的生活。本書顯示，農民被征戰中的部隊抓去服勞役，或者他們的物品被強制拿走充當軍事用途。農民無緣無故被不守紀律的武士殺死。武士們爭奪戰利品，或搶劫敗逃的敵人，因為他們也是機會主義者。

在這樣的背景下，後醍醐逃離京都去吉野。在此他設立一個流亡朝廷，因此現在同時有兩位“天皇”。南北朝持續至1392年北朝（京都）與南朝（吉野）“和解”時為止。較正確地說，第三任足利將軍——尊氏的孫子足利義滿（1358～1408，1369～1395統治）答應南朝的人可以跟北朝的人輪流繼位。但義滿將不會遵守其承諾，而南朝家系不久將斷絕。

跟之前的源氏與北條氏不同，尊氏較喜歡在京都建立幕府，而幕府被設在該市的室町區域。行政上，他使用許多現有的結構，諸如“守護”與“地頭”。

然而，他與守護的關係問題重重，因為他既沒有土地分封作為獎賞，也沒有源賴朝的領袖魅力。這樣一來，他既不能收買也不能駕馭他們，使他們效忠。有些守護跟尊氏一樣強大。尊氏與他的大多數繼承人也是差勁兒的領導人，沒有獲致多少真正的控制。爭端很多，甚至於在幕府內部本身也是這樣。在一場這樣的爭端中，尊氏派人謀殺他的親弟弟直義（1306～1352），在剷除敵人方面繼續“家庭第一”的傳統。

除了極少數例外之外，幕府的實際權力隨著歲月持續衰退。強大的“守護”家族，諸如時常佔據管領職位（將軍在京都的代表）的細川氏，對幕府有強大影響力。山名氏守護家族控制當時66國（地方單位）中的至少11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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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內戰（2）

義滿可能是一大例外，他不是弱勢將軍。他不僅“重新統一”兩個朝廷，也企圖抑制守護的權力，他使用的手段是利用古代大和國家授朝廷官職給許多守護的方法，迫使守護必須居住在京都，因此他能監視他們。為了加強他自己的個人權力，他創立“太政大臣”職位，他本人在1395年把將軍職位讓給他的9歲兒子義持後當起太政大臣。然後，他模仿古代太上皇的宮殿的豪華風格，耗巨資在京都興建舉世聞名的金閣寺。

另一個有趣的舉動是他向中國明朝皇帝朝貢。在1403年致明朝的國書中，他自稱“日本國王臣源道義”。這樣的自稱可能對日本主權造成了傷害，但也建立起幕府不經由本國朝廷直接跟外國打交道的基礎。

然而，義滿在1408年死後，幕府權力衰退尤為明顯。將軍的命令常被忽視，且在某些情況中甚至被本身弱勢的朝廷有效地否決。例如，1443年幕府禁止某劇團在新年元旦表演，但朝廷許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