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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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為六絕句》（以下簡稱《六絕句》）就是杜甫這類絕句詩標本之一。

以詩論詩，最常見的形式是論詩絕句。它，每首可談一個問題；把許多首連綴成組詩，又可見出完整的藝術見解。在我國詩歌理論遺產中，有不少著名的論詩絕句，而最早出現、最有影響的則是杜甫的《六絕句》。

《六絕句》作於上元二年（761），前三首評論作家，後三首揭示論詩宗旨。其精神前後貫通，互相聯絡，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

《六絕句》第一首論庾信。杜甫在《春日憶李白》裡曾說，“清新庾開府”。此詩中指出庾信後期文章（兼指詩、賦），風格更加成熟：“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健筆凌雲，縱橫開闔，不僅以“清新”見長。唐代的“今人”，指手劃腳，嗤笑指點庾信，適足以說明他們的無知。因而“前賢畏後生”，也只是諷刺的反話罷了。

第二、三首論初唐四傑。初唐詩文，尚未完全擺脫六朝藻繪餘習。第二首中，“輕薄為文”，是時人譏哂“四傑”之辭。史炳《杜詩瑣證》解此詩云：“言四子文體，自是當時風尚，乃嗤其輕薄者至今未休。曾不知爾曹身名俱滅，而四子之文不廢，如江河萬古長流。”

第三首，“縱使”是杜甫的口氣，“盧王操翰墨，劣於漢魏近風騷”則是時人哂笑四傑的話（詩中盧王，即概指四傑）。杜甫引用了他們的話而加以駁斥，所以後兩句才有這樣的轉折。意謂即便如此，但四傑能以縱橫的才氣，駕馭“龍文虎脊”般瑰麗的文辭，他們的作品是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這三首詩的用意很明顯：第一首說，觀人必觀其全，不能只看到一個方面，而忽視了另一方面。第二首說，評價作家，不能脫離其時代的條件。第三首指出，作家的成就雖有大小高下之分，但各有特色，互不相掩。我們應該恰如其分地給以評價，要善於從不同的角度向前人學習。

這些觀點，無疑是正確的。但這三首詩的意義，遠不止這些。

魏、晉六朝是我國文學由質樸趨向華彩的轉變階段。麗辭與聲律，在這一時期得到急劇的發展，詩人們對詩歌形式及其語言技巧的探求，取得了很大的成績。

而這，則為唐代詩歌的全面繁榮創造了條件。然而從另一方面看來，六朝文學又有重形式、輕內容的不良傾向，特別到了齊、梁宮體出現之後，詩風就更（禁止）萎弱了。

因此，唐代詩論家對六朝文學的接受與批判，是個極為艱鉅而複雜的課題。

當齊、梁餘風還統治著初唐詩壇的時候，陳子昂首先提出復古的主張，李白繼起，完成了廓清摧陷之功。“務華去實”的風氣扭轉了，而一些胸無定見、以耳代目的“後生”、“爾曹”之輩卻又走向“好古遺近”的另一極端，他們尋聲逐影，竟要全盤否定六朝文學，並把攻擊的目標指向庾信和初唐四傑。

庾信總結了六朝文學的成就，特別是他那句式整齊、音律諧和的詩歌以及用詩的語言寫的抒情小賦，對唐代的律詩、樂府歌行和駢體文，都起有直接的先導作用。在唐人的心目中，他是最有代表性的近代作家，因而是非譭譽也就容易集中到他的身上。至於初唐四傑，雖不滿於以“綺錯婉媚為本”的“上官體”，但他們主要的貢獻，則是在於對六朝藝術技巧的繼承和發展，今體詩體制的建立和鞏固。而這，也就成了“好古遺近”者所謂“劣於漢魏近風騷”的攻擊的口實。

如何評價庾信和四傑，是當時詩壇上論爭的焦點所在。杜甫抓住了這一焦點，在《六絕句》的後三首里正面說了自己的看法。

“不薄今人愛古人”中的“今人”，指的是庾信、四傑等近代作家。杜甫之所以愛古而不薄今，是從“清詞麗句必為鄰”出發的。“為鄰”，即引為同調之意。在杜甫看來，詩歌是語言的藝術，“清詞麗句”不可廢而不講。更何況庾信、四傑除了“清詞麗句”而外，尚有“凌雲健筆”、“龍文虎脊”的一面，因此他主張兼收幷蓄：力崇古調，兼取新聲，古、今體詩並行不廢。“不薄今人愛古人，清詞麗句必為鄰”，當從這個意義上去理解。

但是，僅僅學習六朝，一味追求“翡翠戲蘭苕，容色更相鮮”一類的“清詞麗句”，雖也能賞心悅目，但風格畢竟柔媚而淺薄；要想超越前人，必須恢宏氣度，縱其才力之所至，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