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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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實之原義。除此以外，瑞克特更致力於批評歷史與自然科學之邏輯與方法學的差別。在一大堆歷史事件中，我們選擇什麼，以什麼為值得研究的，系受主要的價值觀念之支配。所以，瑞克特認為，歷史學家只研究那些與價值有關聯的事實。

狄勒泰算不得是十九世紀下半葉的最大思想家，但他卻維護歷史中心論甚力。正如梅葉霍夫（　Hans　Meyerhoff）所說，狄勒泰的重建歷史中心論的工作是分兩個方向進行的：第一，他認為研究歷史需要一種新的心理學，藉以窮究心靈活動之實在。第二，狄勒泰試行制定一套概念和範疇，藉以區分文化之學及自然科學。我們怎樣知道有關人事研究的界域呢？狄勒泰說有三種方法。第一，藉黑格爾及蘭克（　Ranke）的方法，從瞭解歷史之流及其中所表現的觀念來透察歷史問題。第二，照施萊爾馬赫兒（　Schleiermacher）的解釋法，他試行了解歷史之流的普遍觀念怎樣進入一個人的心中。第三，從研究康德的範疇和傳德倫堡（　Trendelenburg）的型別，他企圖建立歷史的理性在人心中凝成的形式。

所以，巴拉克勞（）說：

就狄勒泰而言，正像唯心學派其他的人一樣，他們據以反對科學的歷史之基礎，乃是自然與精神二者之互反，尤其是他們所說的自然世界與歷史世界之互反。這也就是說，自然科學所涉及的世界與歷史所涉及的世界是互相反對的。他們認為那些劃分歷史與自然科學的特別要件，是歷史所涉及者乃一道德世界，而道德世界不能用統計方法或依因果“律”來研究。因為這些方法消除人的創造功能。歷史所涉及者為單一的事件，為精神，為變化；而自然科學所涉及的是整齊劃一的現象，是可以重演的現象，並且科學所致力的是要發現普遍的原理。科學家對特殊事實之所以發生興趣，只是為了發現或證驗普遍律；歷史學家所涉及的是對特殊事實的估量。特殊事實的性質，即令可用普遍律來說明，也不能完全說明。所以，簡單地說，歷史學家的工作是欣賞獨特性和價值。

這一路學人的辦法有兩個步驟：第一步是將“自然”與“人文”一刀兩斷地切開。第二步是把歷史與文化視作互為表裡的精神實體，並且從而強調歷史和文化的獨特性。這種想法，作為一種體驗來看，有時頗為深切。這種想法有時頗易被人接受。之所以如此，有這幾種原因：一，所謂“人文”尚未大量用科學方法研究，以致還有許多死角未被科學方法達到；二，合於人的直覺感受和感情的纏繞；及三，價值觀念對認知作用的牽連。儘管如此，這類說法沒有現代科學的根據，並且經不起解析哲學的分析。

克魯伯的看法比上面所述看法較有改進。他把瑞克特的看法與現象的概念化之層面的看法聯在一起。他放棄科學與歷史之截然劃分的二分法，而採取層層漸進的看法。依此，他把文化史與歷史科學同樣看待。

近年來若干中國文化分子所說的“歷史文化”，實在既不成其為歷史又不成其為文化。這等人士之談“歷史文化”先設立了一套玄學。這一套玄學是採取黑格爾精神現象衍發的軌轍，加上擬似康德的理性架構洗禮過了的中國理學，糅合我族中心主義的情感而形成的。從這套玄學基礎出發，與“唯物史觀”對立，將歷史事件作填料而構成一個文化史觀。不多也不少，這是一種玄學思辨的演習和思古之情的彈奏。它不是對文化作經驗科學的研究，也不是對歷史作緊貼史實的客觀曬露。因此，它不能幫助我們對歷史和文化作任何真切的認知。在邏輯程式上，如果一個人要接受這種文化史觀，那末先得接受站在它源頭處的那套玄學。如果一個人不接受那套玄學，那末便不接受這種文化史觀。乍看起來，這種文化史觀好像包羅永珍。在實際上，這種文化史觀只是依帶情緒的價值判斷而做成的選擇系統，而且是一種線條不清或界劃不明的選擇系統。唯其是一種線條不清或界劃不明的選擇系統，所以許多東西可以被收容進去也可以被排斥出來。多少像柏拉圖一樣，這些文化分子在自己的文化斷成碎片時用哲學名詞和美感想象交織成一幅綺麗的文化夢境。他們藉著神遊這一夢境而自大，而勇敢，而避免了失落的空漠之苦。

我們於是面臨一個選擇：在這一現實的蛻變的*時代，我們是鴕鳥式的躲進幻構的美麗文化織錦裡去，還是本著科學的態度和方法睜大眼睛正視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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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文化的繁縟化

文化的繁縟化之最顯而易見的層面是器用和裝飾，但不限於器用和裝飾。語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