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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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存在的民族仇恨、宗法組織、田土觀念三大問題，採取淡化民族仇恨的策略，乃有“發還吉慶圍鐵門”之舉。

事情的起因是錦田鄧氏後人鄧伯裘代表全族鄉人向港英政府提出，鐵門是先人遺物，一旦失存，不但體面攸關，而且愧對祖宗，要求查回失物。當時在任的第十六任港督司徒拔（又譯文塔士）應鄧族要求，報告英國政府，將鐵門追回。

1925年5月26日，吉慶圍鄉民舉行盛典，慶祝鐵門回自，鄧氏宗親及地方名流到場祝賀，港督司徒拔親自主持了這一典禮。當日吉慶圍大門懸掛賀聯一副：“南國仰屏藩，恩留郇黏；北門重鎖鑰，譽羨寇萊。”上款是：“伯裘、偉堂、禎祥列位宗叔臺，吉慶圍重光紀慶”；下款是：“！屏山房宗侄英生、日騰、鬥星同鞠躬”。據黃建五先生介紹，這副賀聯是由他的父親黃子律老先生為屏山鄉紳鄧英生代作的。

吉慶圍鐵門迴歸後在門右嵌石碑一塊，碑文如下：

溯我鄧族符協祖自宋崇寧間由江右宦遊到粵，卜居斯鄉之南北兩圍後，因子孫繁衍，於明成化時分居吉慶、泰康兩圍，四周均深溝高壘，復加連環鐵門，想前人立意，欲築固吾圍，以防禦囗符耳。迨前清光緒二十五年己亥，即西曆一千八百九十九年，清政府將深圳河之南隅租與英國，斯時清政府未將明令先行頒佈，故當英軍到時，各鄉無知者受人煽惑，起而抗拒，我圍人民恐受騷擾，堅閉鐵門以避之。而英軍疑有勞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門攻破，入圍時，方知皆是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兩鐵門繳去。現二十六傳孫伯裘，代表本圍人眾，稟呈香港政府，蒙轉達英京，將鐵門發還，照舊安設，以保治安，所有費用，由政府支銷，史督憲親臨行奠基禮，足見英政府深仁大德，亦為表揚吾民族對於英政府之誠心悅服耳。特銘之於碑，以志不忘雲耳。

民國十四年乙丑閏四月初五日

立

一九二五年五月二十六日

這塊石碑，據說在日佔時期，鄉民恐遭貽累，用水泥掩沒，今已不存，上述碑文系後人抄錄，各種“版本”有個別文字出入，但大同小異。通覽此文，對鄧族歷史記載有誤，而對鄉民抗英鬥爭和吉慶圍鐵門被英軍掠去的史實的記述則完全顛倒黑白。如前所說，鄧氏五大房公認的遷粵始族為鄧漢黻，而非四世祖鄧符協，此碑文沿用嘉慶《新安縣誌》之說，與鄧氏族譜牴觸，不足為憑。至於1899年英軍肆虐吉慶圍，奪門屠城，前已敘述，絕非碑文所說“英軍疑有美民藏匿其間，遂將鐵門攻破，入圍時，方知皆是良民婦女，故無薄待情事，姑將兩鐵門繳去”。所謂“故無薄待情事”實在是極其拙劣的“此地無銀三百兩”伎倆，欲蓋而彌彰，試問：既然“入圍時方知皆是良民婦女”，為何還要“姑將兩鐵門繳去”？把強盜、屠夫行徑說成“英政府深仁大德”，把世代不解的深仇大恨說成“吾民族對英政府之誠心說服”，其無恥肉麻，令人不能容忍！據知情人說，此碑文是經過港英理民府和華民政務司捉刀篡改過的，所以呈現這種面目也就不奇怪了。如今吉慶圍鐵門猶存，而那塊石碑卻不見了，也說明碑文違背事實，不得人心，難以留傳。

英軍在1899年掠去吉慶圍、泰康圍鐵門各一副，1925年“發還”時各餘一扇，安裝在吉慶圍，勉強湊成一副，至今我們觀察實物仍可看出兩扇門稍有區別。

吉慶圍鐵門被英軍擄去後做何用處？以往一些材料中都說是被英軍“運回愛爾蘭祖家”，而據劉存寬《香港歷史問題資料選評——租借新界》一書所說，則是：“這兩扇鐵門最後由駱克親手獻給他的頂頭上司卜力，作為他以輔政司兼任新界專員的見面禮。卜力得了兩扇鐵門，樂不可支，他卸任後，將其運回英國，用來裝飾他在艾爾勒（Eire）的私邸。”由此可見鐵門在英國的下落應為艾爾勒（Eire），而非愛爾蘭（Ireland），可能是因為譯音接近而訛傳。

甲午戰爭、戊戌變法和晚清幾位風雲人物中日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在本書中著筆不多，但都是晚清重大政治事件，而且和香港拓界有著內在的聯絡，正是由於清廷在甲午戰爭中的失敗，進一步促成了列強瓜分中國之勢，英國趁機將蓄謀已久的“香港拓界”付諸實施；也正是由於甲午之敗，激發了光緒皇帝變法圖存的決心。限於篇幅，本文不可能對甲午戰爭和戊戌變法作深入細緻的分析，要而言之，甲午戰爭是發生在中國封建社會末期的一場反侵略戰爭，它的失敗是加速中國殖民地半殖民化的重要原因，戊戌變法則是中國在辛亥革命之前最重要的一次政治改革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