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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來，關於戊戌變法的著述和研究文章數不勝數，隨著一些史料的不斷髮現和時代的變革，一些新觀點也不斷湧現，可謂百家爭鳴。但無論戊戌變法存在多少歷史的侷限性，也無論光緒皇帝和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人存在多少認識上的偏頗、不足甚至錯誤和性格上的弱點、缺點，他們畢竟是那個時代走在最前端的人，尤其是譚嗣同，他所提出的“沖決網羅”、“視君亡猶易臧獲”等等觀點，都是前無古人的；在變法失敗之際，他從容赴死、以血醒民的英雄氣概也是令人景仰的。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尋找真理。洪秀全、康有為、嚴復和孫中山，代表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向西方尋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要救國，只有維新，要維新，只有學外國。”我們不能苛求古人超越歷史的侷限，達到那個時代不可能達到的認識水平，做出那個時代所不可能做出的事情，以歷史唯物主義來認知歷史，應是我們的根本態度。
在戊戌變法中有幾個細節，歷來為論者所關注，而且與本書有關，需要加以探討。
翁同龢被罷黜的原因
光緒皇帝明令變法的《明定國是詔》是由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帝師翁同龢起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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