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部分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老謬昏庸之大臣盡行罷黜，而登用英勇通達之人，令其議政。使中國轉危為安，化弱為強，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妥速籌商，密繕封奏，由軍機大臣代遞，候朕熟思審處，再行辦理。朕實不勝緊急翹盼之至。特諭。

兩相比較，我們就會發現，以上兩詔實為一詔的不同“版本”，楊銳之子所儲存的密詔，是由光緒皇帝頒給楊銳的，所以受詔者為“爾其與林旭、譚嗣同、劉光第及諸同志等”，而沒有特別點出康有為，且在語氣上更符合光緒皇帝在當時形勢下的心態，此詔的意圖在於謀求一個既可“將舊法漸變”，“而又不致有拂聖意”的萬全之策，儘管這個想法不切實際，卻是光緒皇帝的真實念頭。而在康有為公佈的“密詔”中，光緒皇帝既要變法又不敢得罪皇太后的猶豫心態不見了，被簡化為“今朕‘位幾不保”，“速密籌設法相救”，並在受詔人名單之首位突出地加上了“汝康有為”，顯然與楊銳受詔的情形不符。由此，我們可以相信，楊銳之子所獻密詔是真實可信的，而康有為在流亡海外之後，出於“代後保皇”的政治需要，對密沼作了篡改。

關於光緒密詔的真偽問題，在此不可能詳盡討論，我要向讀者彙報的是：在本書中提到光緒密詔之處，我採用了楊銳之子所獻“版本”，而未用康有為篡改過的“版本”，以期更符合事實。

關於“錮後殺祿”之謀的真實性

軍機四章京和康、梁在接到光緒皇帝的密詔之後，有沒有實施聯合袁世凱以殺榮祿、包圍頤和園的兵諫之謀？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一書中是堅決否認的：“當時北京之人，鹹疑皇上三密詔中皆與諸臣商廢幽西后之事，而政變之時，賊臣即藉此以為謀圍頤和園之偽詔以誣皇上也。後康有為將前兩諭（引者注：指光緒皇帝賜楊銳密詔及催康有為離京赴滬辦報之詔，康有為對後者亦有作偽之嫌，茲不贅述）宣佈，不過託諸臣保護及命康出外求救之語。”

梁啟超否認此事，自然也是出於政治鬥爭的需要。然而，關於譚嗣同法華寺夜訪袁世凱、聯袁銅後殺祿的說法卻不脛而走，不僅“當時北京之人”，近百年來所有關注戊戌變法史的人幾乎都相信確有其事，並且不斷被史料所證實，其中最有力的證據是在本世紀八十年代發現的畢永年日記《詭謀直記》。畢永年系湖南人，譚嗣同的同鄉、舊友，他在戊戌變法的後期來到北京，參與了康、梁、譚的兵變之謀，直到慈禧太后發動政變的當日晨才逃離北京。畢永年日記的發現，證實了康、梁、譚確曾實施“圍園錮後殺祿”之謀，雖未能如願，但歷史的這一筆卻是不能抹掉的。我在小說的人物對話中提到了譚嗣同夜訪袁世凱的情節，即本於此，而未從梁啟超之說。

還有一個與此相關的問題：戊戌政變和袁世凱的告密有著怎樣的聯絡？為什麼譚嗣同在政變第五天才被捕？以往有一個影響很大的說法：袁世凱自北京迴天津後向榮祿告密，榮祿急速進京到頤和園面見太后，遂發生政變。近年張建偉在《世紀晚鐘——紫禁城裡的最後改革》一書的《袁世凱的問題》一節中對此事進行了分析探討，從政變發生前後事件的時間順序，可以看出：慈禧太后在9月19日即政變前二日已經自頤和園還宮；光緒皇帝在9月20日上午9時後接見袁世凱，袁於當日下午回到天津；9月21日凌晨政變發生，下旨捉拿康有為；9月22日慈禧太后電寄榮祿，在津、滬等處嚴查康有為；9月24日，下旨捉拿譚嗣同等康黨；9月25日即政變第五日，命榮祿來京，譚嗣同被捕。結論是：慈禧太后在發動政變時尚未接到由榮祿轉達的袁世凱告密情報，所以才會在政變後仍向天津發報命榮祿捉拿康有為，而榮祿到政變第五日才奉詔進京，譚於同日被捕，這才是袁世凱告密的直接結果。在目前尚沒有關於戊戌政變內情的第一手材料的情況下，上述分析和結論應該是最接近事實的。

李鴻章與翁同龢

李鴻章是晚清政壇最有影響也是爭議最大的人物之一，縱觀其一生，事件浩繁，波瀾起伏，歷來眾說紛紜。在本書中，李鴻章僅在晚年出場，因此不可能對他的一生進行充分展現和評價。小說中所涉及的與李鴻章有關的重大事件：一為香港拓界，一為甲午之戰，而在這兩大事件中，他都負有出賣國土的歷史罪責，無論如何是逃不脫的。1982年9月24日，鄧小平在會見應邀訪華的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時指出：“主權問題是不能談判的，1997年中國要收回整個香港，這是談判的前提。從1842年英國佔領香港至今，已經整整14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已經33年，到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