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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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7年就是48年。我們不是晚清政府，不是李鴻章，如果到時還不收回，就無法向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交代。”這番話劃清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晚清政府、與李鴻章的根本界限，香港被軟弱無能的清政府出賣、被英國強佔一個半世紀的慘痛歷史，終於在1997年畫上了句號，而當年親手簽訂三個不平等條約、將神聖國土拱手讓人的耆英、伊里布、奕訢、李鴻章、許應騤以及他們背後的主子道光皇帝、咸豐皇帝、慈禧太后的歷史罪責則永遠也不能解脫。

李鴻章在香港拓界中的責任，本書中展現得比較充分，而關於他和甲午戰爭的關係，則有必要再說幾句。李鴻章是甲午戰爭中方總指揮，失敗後又是簽訂《馬關條約》的中方代表，所以，只要一提起甲午戰爭，就必然要涉及李鴻章。百餘年來，已有無數專著、史論、筆記從不同的角度談論、評價那場戰爭以及失敗的原因，其中有些觀點，是為李鴻章開脫責任的，試舉例並分析如下：一，有論者認為，光緒皇帝受翁同龢、文廷式等一些文人鼓動，貿然對日宣戰，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胡思敬在《國聞備乘》中說：“甲午之戰由翁同龢一人主之。……通州張謇、瑞安黃紹箕、萍鄉文廷式等皆文士，梯緣出其門下，日夜磨礪以須，思以功名自見，及東事發，鹹言起兵。是時，鴻章為北洋大臣，陸海兵權盡在其手，自以海軍弱，器械單，不敢開邊。孝欽以勳舊倚之，謇等權恃同龢之力，不能敵。於是延式等結志銳，密通宮闈，使珍妃言於上。妃日夜慫恿，上為所動，兵禍遂開。”劉聲木在《萇齋四筆》中說：“日本本無侵佔朝鮮與中國尋釁之意，均是翁同龢及一批清流所激成”。

此類論調，把甲午戰爭說成是幾個文人為了“功名自見”，“密通宮闈”，光緒皇帝受珍妃“日夜慫恿”而造成的，不僅把一場反侵略戰爭庸俗化了，而且為日本帝國主義開脫罪責，實在不值一駁。事實是，日本自明治維新之後，迅速成為東方的經濟和軍事強國，急於向外擴張，對中國的侵略蓄謀已久，早在1874年就曾以武力侵佔我臺灣南部的琅橋島，1879年又吞併琉球為“沖繩縣”，至九十年代已作好了吞併朝鮮並以此為跳板向中國發動大規模戰爭的準備，在中日戰爭爆發之前，日本外相就曾對以保護使館和商民為由赴朝返任的日本駐朝公使大鳥圭介訓令：“不惜一切代價，挑起中日衝突。”足以說明日本政府的戰爭野心。此時，由於列強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美國對日本的擴張積極扶植，英國為牽制俄國對中國的擴張，保護自己的在華利益，對日本侵略中國東北也採取鼓勵態度，俄國則因為在歐洲與德國、奧匈帝國的爭奪牽制了力量，無暇東顧，也希望中日之間早日形成和局，以免得日本在華攫取太多的利益。國際環境對日本發動侵華戰爭有利，而那場戰爭又不可避免，以光緒皇帝為首的“主戰派”堅持捍衛國家主權，奮起抵禦外來侵略，這一行動是正義的，無可指責的。而實際上，當朝鮮政府最初向中國求援時，倒是李鴻章首先聽信了袁世凱的鼓動和日本駐朝鮮使館一名譯員不負責任的許諾“我政府必無他意”，未經請示光緒皇帝便以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身份於1894年6月3日派濟遠、揚威二艦赴仁川、漢城護商，並派葉志超、聶士成率淮練旅一千五百名進駐朝鮮，如果說“冒險主義”，那麼這頂帽子扣在李鴻章頭上倒是更合適些。但當戰爭打響之後，李鴻章卻又寄希望於英俄“調處”，消極抵抗，畏敵如虎，貽誤戰機。光緒皇帝在8月1日正式對日宣戰，仗已是非打不可了，一位剛剛“親政”不久的年輕皇帝在面對外國入侵時，不畏強暴，力排“主和派”的悲觀投降論點，堅決抗戰，尤其是敢於“請停頤和園工程以充軍費”，實屬難能可貴。直到《馬關條約》草簽之後，光緒皇帝仍然主張廢約再戰，他雖然最後在日本帝國主義和國內以慈禧太后為首的“主和派”的威逼之下不得已批准了和約，但內心極其痛苦，哀嘆“割臺則天下人心皆去，朕何以為天下主！”簽署硃批時“繞殿急步約時許，乃頓足流淚，奮筆書之”。試想，如果當時沒有像磐石般壓在他頭頂的慈禧太后，甲午戰爭會是這個結局嗎？

二，有論者認為，中國海軍武器裝備遠遜於日方，而當時擔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又因與李鴻章有隙，挾私報復，在經費上卡李鴻章的脖子，使戰爭失利。李鴻章在1894年8月29日的奏章中說：“查北洋海軍可用者，只鎮遠、定遠鐵甲船二艘，為倭船所不及，然質重行緩，吃水過深，不能入海漢內港。次則濟遠、經遠、來遠三船，有水線甲穹甲，而行使不速。致遠、靖遠二船，前定造時號稱一點鐘十八海里，愈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