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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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防微杜漸，未雨綢繆，在大的危機來臨之前就做好應對的措施和準備。

中國共產黨在歷史上經歷過幾次大的思想變革，每次大的變革都是一種糾偏的過程，從而將共產黨重新拉回到良性執行的軌道上來，不斷開創出中國共產黨事業的新局面。

根據控制在管理中發生時間的不同，可以將控制分為事前控制、事中控制和事後控制。

我們先來看看遵義會議，從所體現的控制方式來看，屬於事後控制的一種。所謂事後控制，就是對前一階段的工作進行測量、比較、分析和評價，找出工作中的不足，發現存在的問題，並總結經驗教訓，以此作為以後工作改進的依據。

1935年1月7日，紅軍攻克黔北重鎮遵義。接著，紅軍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會議。

會議首先由博古作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他在報告中極力為“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辯護。接著，周恩來作了副報告，主要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中戰略戰術及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作了自我批評，主動承擔了責任。毛澤東在會上作了重要發言，著重批判了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博古、李德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以及博古在總結報告中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辯

護的錯誤觀點。張聞天、王稼祥、朱德、劉少奇等多數同志在會上發言，支援毛澤東的正確意見。

會議經過激烈的爭論，在統一思想的基礎上，肯定了毛澤東關於紅軍作戰的基本原則，否定了博古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會議決定改組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軍事指揮權，仍由中央軍委主要負責人周恩來、朱德指揮軍事。會後，常委進行分工：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毛澤東、周恩來負責軍事。在行軍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指揮小組，負責長征中的軍事指揮工作。至此，遵義會議以後的中央組織整頓工作大體完成。

遵義會議是一次控制糾偏的傑作，實際確立了毛澤東的領導地位，紅軍隨後在毛澤東的正確軍事路線指揮下，經歷“四渡赤水”之戰，很快擺脫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面。

在組織控制中，事中的控制主要有監督和指導兩項職能。監督是按照預定的願景、使命等標準檢查組織的運作，以保證目標的實現；指導是對組織執行中出現的問題，根據自己的經驗指導下屬改進工作，或與下屬共同商議矯正偏差的措施，以使工作人員能正確地完成規定的任務。

事中控制兼有監督和指導兩項職能，可以確保工作能夠按照預期計劃進展，確保工作過程中出現的錯誤能夠得到及時改正，可以提高員工的工作能力及自我控制能力。

延安時期的整風運動就屬於這種事中的控制糾偏，它體現為一系列的過程控制。

遵義會議結束了王明“左”傾路線在黨內的統治，但是，黨內歷次“左”、“右”傾錯誤思想，特別是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機會主義、教條主義尚未肅清，黨內仍然存在著黨風不正、學風不正和

文風不正的問題。

而且，抗日戰爭以來，共產黨吸收了一大批農民和小資產階級分子入黨，許多非無產階級思想被帶進了黨內，為黨內錯誤思想的滋長提供了新的土壤。正是在這種情況下，黨中央為了統一全黨思想，爭取抗日戰爭的勝利，領導全黨進行了整風運動。

延安整風運動分為三個階段進行：第一階段（1941年5月~1942年2月）是準備階段，即高階幹部整風學習階段。第二階段（1942年2月~1943年10月）為全黨整風階段。第三階段（1943年10月~1945年4月）為總結歷史經驗階段。

延安整風運動的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解決的中心問題是：反對教條主義，樹立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與實踐統一、實事求是的馬克思主義的作風。整風采取“懲前毖後，治病救人”和“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認真嚴肅地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對犯錯誤的同志不著重追究個人責任，而著重分析其犯錯誤的環境和原因，以達到“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團結同志”兩個目的。整風的方法是學習理論，聯絡實際，總結經驗教訓，提高思想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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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控制：把握航行的方向（3）

延安整風在共產黨歷史上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它是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