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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孤孑迄於無聞。竊謂學欲信心冥解,若但從人歌哭,直釋氏所謂‘閱盡他寶,終非己分’耳。”(書牘十五《啟聶司馬雙江》)其後居正當權,禁止講學,只是這個態度底演變。但是他說“信心冥解”,其實還是心學底學風。用這個學風治經,當然只有“脫去訓詁之習,獨取昭曠之原”。萬曆八年,居正答朱睦【木挈】論春秋雲,“春秋本魯史舊文,仲尼稍加筆削,蓋據事直書,而美惡自見,非有意於褒貶也。自三傳啟穿鑿之門,世儒襲見聞之陋,聖人記事之意,寖以弗存。所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書牘十二《答周宗侯西亭言春秋辯疑》)主張還是如此。
嘉靖三十七年,戊午,崇端王翊【釒爵】襲封,居正奉命到汝寧冊封崇王。汝寧去江陵不遠,居正便道回家,這是他最後一次看到他底父親。萬曆六年三月居正上《再乞歸葬疏》:“痛念先臣生臣兄弟三人,愛臣尤篤。自違晨夕十有九年,一旦訃聞,遂成永訣。”其言指此。在他回家的時間,依然免不了遼王憲【火節】底糾纏。《種蓮子戊午稿序》,是一篇奉命的文章。序言“今年秋,以使歸謁王,王手詩三冊曰,‘此近稿也。’不佞受而讀之”,可證。“種蓮子”是遼王憲【火節】底別號。
就在這一年,嚴嵩和徐階底鬥爭,逐漸具體了。嘉靖三十七年三月,刑科給事中吳時來、刑部主事張翀和董傳策同日上疏,彈劾嚴嵩。時來疏稱:頃陛下赫然震怒,逮治僨事邊臣,人心莫不欣快。邊臣群軍朘軍實,饋執政,罪也。執政受其饋,朋奸罔上,獨得無罪哉!嵩輔政二十年,文武遷除,悉出其手,潛令子世蕃出入禁所,批答章奏,世蕃因招權示威,頤指公卿,奴視將帥,筐篚苞苴,輻輳山積。猶無饜足,用所親萬寀為文選郎,方祥為職方郎,每行一事,推一官,必先秉命世蕃而後奏請。陛下但知議出部臣,豈知皆嵩父子私意哉!他不具論,如趙文華、王汝孝、張經、蔡克廉,以及楊順、吳嘉會輩,或祈免死,或祈遷官,皆剝民膏以營私利,虛官帑以塞權門。陛下已洞見其一二。言官如給事中袁洪、張璒,御史萬民英,亦嘗屢及之。顧多旁指微諷,無直攻嵩父子者。臣竊謂除惡務本,今邊事不振,由於軍困,軍困由官邪,官邪由執政之好貨,若不去嵩父子,陛下雖宵旰憂勞,邊事終不可為也。(用《明史卷二一〇吳時來傳》節錄本)
張翀疏稱:“臣每過長安街,見嵩門下,無非邊鎮使人,未見其父,先饋其子,未見其子,先饋家人。家人嚴年,富已逾數十萬,嵩家可知。私藏充溢,半屬軍儲,邊卒凍餒,不謀朝夕,而祖宗二百年豢養之軍,盡耗弱矣。邊防既隳,邊儲既虛,使人才足供陛下用,猶不足憂也。自嵩輔政,藐蔑名器,私營囊橐,世蕃以駔儈資,倚父虎狼之勢,招權罔利,獸攫鳥鈔,無恥之徒,絡繹奔走,靡然從風,有如狂易,而祖宗二百年培養之人才盡敗壞矣。”傳策疏中,更列舉嚴嵩壞邊防、鬻官爵、蠹國用、黨罪人、騷驛傳、壞人才六罪。三人同日上疏,同樣著重邊防,很容易引起嚴嵩底猜疑。
嚴嵩看見吳時來、張翀,都是徐階底門生,董傳策是徐階底同鄉,認定有人主使。便一力在世宗面前挑撥。世宗不聽,後來時來遣戍橫州,張翀遣戍都勻,傳策遣戍南寧,比楊繼盛底慘禍,顯然不同。徐階底地位,已經逐漸提高了,對於他們,隱隱地成為保障。以後穆宗即位,徐階當權的時候,三人都起復原官。
嘉靖三十八年五月,徐階晉吏部尚書。這是一個崇銜,因為實缺的吏部尚書還有吳鵬。三十九年徐階再從少傅晉太子太師,就在這一年,居正從翰林院編修,升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翰林院編修正七品,右中允正六品,在官階上進了一品。明代有左春坊、右春坊,管太子奏請、啟箋及講讀之事,長官為春坊大學士,其次則有庶子、諭德、中允、翊善,司直郎等官。但是後來都成為翰林官升轉的虛銜,沒有一定的職務。所以居正實際的職務,只是國子監司業。明代南北兩京都有國子監,是當時的國立大學,但是因為只有兩個國子監,所以比現在的國立大學,地位更加隆重。國子監底長官是祭酒,其次是司業,就是國立大學校長和副校長。在居正當司業的時候,國子監祭酒是高拱。徐階、高拱、張居正,是嘉靖末年直到隆慶六年政治界的三個主要人物。
高拱新鄭人,字肅卿,又號中元。嘉靖二十年進士。曾為裕王侍講九年,和裕王的關係很深。世宗自莊敬太子死後,不立太子,裕王便是實際的太子。東宮宮僚,照例是大學士的候補人,所以嚴嵩、徐階當政的時候,對於高拱,都是非常地器重,以後高拱升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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