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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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因為一個巡撫底原故，破壞國家底定法。沒奈何，把東萊底兒子應得的官蔭革去了，以後再慢慢地設法補救。保定巡撫張滷奉到居正底催促，恰好保定正在交通幹線底要點，只得實行稽查。他發現違反規定的，一共十幾人，一齊都奏報上去。這一次太嚴重了，居正只得稍行容忍，先把太僕寺和太原府的官員處分一下。他和張滷說：兩承翰示，一一領悉。前奉明旨所查，惟朝覲遣牌馳驛者，即所參苑寺、太原二人，亦足以應詔矣。若概及其他，恐干連人眾，所傷者多。今姑為隱涵，後若再犯，即達官顯貴，亦不能少貸矣。舊染頹俗，久難驟變，彼頑梗玩肆之人，以為法雖如是，未必行也，今量處數人，以示大信於天下，庶幾有所憚而不敢犯乎！然惟在各撫、按以實奉行，不敢廢格詔令可耳。今臺諫諸君屢奉嚴旨詰責，常慮無以塞明詔，苟搜得一事，如獲奇寶，一經指摘，聲價頗損，故願諸公之毋捨己以徇人也。至於三司官在本省地方，夫馬廩餼，用之自不為過，惟出境則不可。若宣大之於薊遼，則地隔兩境，各有軍門統屬，自難以相通。若奉敕者，則不在此例矣。（書牘十二《答順天張巡撫》）

這一次的處分，有一點出人意外的，是太原府知府上書兵部和都察院，宣告並非本人有意違例，因為山西巡撫派人護送，所以竟在省外使用驛站車馬。責任落到山西巡撫身上。居正當然犯不著因為這個問題，動搖邊疆大臣，所以只得去信加以嚴重的誥誡：太原守投揭部、院，自辯馳驛非其本意，悉由相知者差人護送。都臺即欲據揭並參，不穀喻之乃止。原揭奉覽。蓋聞智者不先人而後己也，仁者不危身以邀恩也。夫各撫、按、司、道之公背明旨，而以傳驛徇人也，冀以避怨而施德也，今既不施德於人，而又有累於己，豈不兩失之乎？仁智者不為也。公嘗告我曰，“今內之紀綱政事，已覺振肅，而外之吏治民風，尚未丕變，則諸大吏不以實奉行之故也。”不穀深韙其言。今若此，未可謂之奉法也！以公之高明強毅，而猶若此，況其他乎？已矣乎，吾無望於人已！恃在知厚，直獻其愚。詩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幸惟原諒。（同卷《答山西徐巡撫》）

整頓驛遞，當然不是一年的事。最感覺棘手的是內監和衍聖公。內監是宮內的親信，輕易干涉不得。居正只得吩咐他們底領袖去設法。（見書牘十二《答南京守備樞使喬誠齋》）衍聖公是孔子六十四代孫尚賢。大聖底後人，因此更應為世表率，偏偏尚賢忘去這一點。每年衍聖公自曲阜入京朝貢，沿途騷擾不堪。山東佈政據實直告居正。居正說：承示大監、聖公橫索驛遞。今內官、勳臣小有違犯，動被繩治，而聖公所過，百姓如被虜賊，有司亦莫之誰何，以其為先聖之後也。夫聖人秉禮為教，志在從周，假令生今之時，亦必斤斤守朝廷之法，不可逾越，況其後裔乎？後若再行騷擾，亦宜一體參究，庶為持法之公也。（書牘十二《答藩伯徐中臺》）

這是萬曆八年的事。次年，衍聖公家庭發生風波，尚賢底庶母郭氏攻殲尚賢，朝廷派員查勘。一面由居正和山東巡撫何起鳴把衍聖公每年入朝底故事，重行商定。居正說：中間處分孔氏朝貢一節，極為得中。然僕竊以為今親王俱不朝貢，孔氏何必親行？朝廷亦不必藉此為重。渠每歲一行，族人佃戶，科派騷擾，不勝勞苦，沿途生事百端，軍民避之，無異夷虜，及至京師，淹留數月，待私貨賣盡，然後啟行，此豈為觀光修貢者耶？竊以為宜如王府例，每歲只差人進馬入賀，不必親行；或當朝覲之年，預期奏請，得旨而後行，亦為簡便。公如以為可，疏請之。若今歲，則彼聽勘未結，自不宜來矣。（書牘十三《答山東巡撫何萊山》）

商定底結果，衍聖公入朝定為三年一次。這樣一來，對於衍聖公底走私夾帶，當然不免發生稍許的不便，但是交通幹線附近的居民，卻減少了不少的驚惶。

萬曆三年，發生了水利問題；這一年舊事重提，再行發動疏鑿泇河和膠萊河，這兩件事，居正都盡了最大的努力，但是都沒有成功。本來明朝的水利問題，集中在黃河，這不是因為明朝人對於水利有特別的興趣，而是因為政治和軍事的關係，不能不著重漕運；著重漕運，便不能不著重黃河。明朝的京城在北京，整個的國防形勝，也著重在北邊，因此每年由南而北的漕運四百萬石，成為國家底生命線。隆慶六年，居正曾和港運總督王宗沐說過：今方內乂安，所可慮者，河漕為最。茲賴公之力，經理十七，江、淮之粟，方舟而至，來歲新運，又已戒期，計三年之後，京師之粟，將不可勝食矣，欣慰欣慰。（書牘四《答河漕總督王敬所》）

萬曆元年，四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