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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對於朝廷的依賴便愈加深刻。這是這一個時期中居正對外的政策。在執行這個政策的時候,他甚至吩咐沿邊督撫,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發生戰禍的時候,給他假道的便宜。(見書牘九《答甘肅巡撫侯掖川計套虜》)
居正感到棘手的,還是遼東。這方面的土蠻和中國處在敵對的地位,他們隨時可以聯絡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韃靼可以併成大幫,進擊遼東的時候,薊鎮和遼東,因為三衛所隔,始終不能呵成一氣,這是地形上的劣勢。因此萬曆四、五年間,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遼東。他在隆慶初年注重薊鎮,隆慶中年注重宣大,現在注重遼東,一切都是時局底結果。在注意到遼東的時候,遼東巡撫張學顏,遼東總兵李成梁,都成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學顏說:辱示虜情,俱悉。公所以應之者,誠為得策矣。今全虜之禍,鹹中於遼,連歲彼雖被創,我之士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憤恥,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為可虞。昨已屬意本兵,於貴鎮兵食,比他鎮尤當留意。臨期若的知虜賊所向,當令薊人助守寧前,使公等得專備東方。如犯寧前,則東西夾擊。再一創之,則彼破膽而不敢東窺矣。公幸時時喻意李帥,大將貴能勇能怯,見可知難,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為國任事之臣,僕視之如子弟,既獎率之,又寶愛之,惟恐傷也。惟公垂亮焉。(書牘八《答總督張心齋計戰守邊將》。按題銜誤。)
居正對於韃靼的政策,有利誘,也有威脅。在鬥爭的狀態中,朝廷有的是大將和邊牆,進可以攻,退可以守;這是威脅。朝廷有的是韃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資,在和平的狀態下,可以互市;韃靼以剩餘的馬匹,換取必需的物資,博得絕大的利益;這是利誘。俺答和河套韃靼在這個狀態中屈服了。但是遼東邊外的土蠻採取一種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們也要開市,但是不肯屈服。他們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憑他們底武力,壓迫朝廷開市。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為什麼要開源節流,練兵籌餉呢?居正不但準備抵抗,而且準備隨時出擊。這是他對們士蠻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來。不過他對於武人,儘管重視,只是親如子弟,和思宗以後那種尊如父兄的態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時代,便談不上指揮;當一一國底武人,不聽指揮的時候,這個國家已經走上亡國的路線。
居正對付土蠻的主張,在萬曆五年上半年他給張學顏的信裡可以看到:
西虜俺答之求貢,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許。然當其時,廟堂失策,制御乖方,雖許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順也。比以那吉來降,歸之以禮,彼遂感思慕義,執我叛人,復申前款,我乃因而許之,蓋機緣湊合,名義正大。故當時紛紛之議,皆以為不可許,僕獨以為可,皆以盟約為不久,僕獨保其無他,蓋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適愜其平生之願,芳餌入口,不能自脫。夫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今東虜於我,非有平生懇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納降之事也,非有執叛謝過之誠也,侵盜我內地,虔劉我人民,其迫脅無禮如此,堂堂天朝,何畏於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虜以求之懇而後得之,故每自挾以為重:今若輕許於東,則彼亦將忽而狎視之,他日且別有請乞以厚要於我,啟釁渝盟,必自此始,是威褻於東而惠竭於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難之,以深約其欲,而益堅西虜之心。異日者,東虜之敢大舉深入,以西虜為之助也。今東虜有求而不獲,則西虜以我之重之也,亦挾厚賞以自重,必不從東虜矣。虜不得西虜之助,則嫌隙愈構而其勢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縱彼侵盜,必不能為大患;是吾一舉而樹德於西,耀威於東,計無便於此者矣。昔人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主上衝年,國家幸而無事,宴安鴆毒,將發於不虞,益姑釋此以為外懼乎?僕懷此意,未敢語人,茲因詢及,敢略陳其概。雖然,遼人病矣。語日:“頭痛治頭,足痛治足。”今虜禍方中於遼,遼以一鎮當全虜之勢,病在足之時矣。不急治之,且將為一身憂!遼人素稱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戰。一戰而勝,則東虜之氣挫,而西虜之好益堅,此數世之利也,願公熟慮之。(書牘九《與張心齋計不許東虜款貢》)
萬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變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致仕,以陳瓚為左都御史,九月禮部尚書萬士和致仕,以馬自強為禮部尚書,刑部尚書王之誥致仕,以王崇古為刑部尚書。老成雕謝,是一件無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底地位,已經穩定,這些變更,對於政局不發生重大的影響。但是萬曆五年,卻發生一件與兵部有關的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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