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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不到,就是康熙只怕也想不到。
說起來,清朝也有機會發展西方科學的,在南懷仁還向康熙介紹《窮理學》和其他科學知識不久,隨著清朝國內穩定後。
京師學術活動極為頻繁。康熙十七年年,召徵博學鴻儒,次年三月,在太和殿御試「璇璣玉衡賦」和「省耕詩」。康熙設立博學鴻詞科,在全國範圍內選拔了數十名學者,讓漢人編修史書,以拉攏箝制漢族文人。「璇璣玉衡賦」竟然是試題之一,頗耐人尋味。璇璣、玉衡通常被看作中國古代的天文觀測儀器,這使人聯想到,康熙之目的可能是想借此考察漢人的科學修養,這與他的科學興趣不無關係。此賦影響很大,當時入選的鴻儒,多把此賦收入自己的文集中。
連沒有參加考試的梅文鼎,也大約在康熙二十八年到北京之後,擬作長篇「璇璣玉衡賦」,充分體現了其淵博的天文學知識,此賦被爭相傳抄,一時洛陽紙貴。所以,在某種意義上,此賦對推動歷算研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參加博學鴻詞科的學者無人精通曆算,可以想見,這次答卷很難令康熙滿意。康熙崇尚朱子,又對歷算(歷算作為實學)頗為重視。清初理學名臣「精研性理,好治經學,而於歷數亦多通曉。」究其原因,和康熙之提倡有重要關係。
但這種良好的氣氛,並沒有維持多久,就發生了觀星臺事件,這件事說起來有些可笑,事件的主角名叫李光地的科學家,此人是福建人,康熙九年中進士,同年選翰林院庶吉士,康熙十一年授翰林院編修,十四年後任掌院學士。
又八年後,提督順天學政,此後授直隸巡撫,任禮部尚書,升文淵閣大學士,名聲顯赫一時。他曾陷入官場之爭,雖為官時有升降,但他能投康熙皇帝之所好,致力於學術研究,凡《周易》、音韻及朱子之學,皆有所好,曾奉旨編纂《朱子全書》、《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提倡朱學,甚為得力。清初學術門戶之爭頗烈,如何在朱、王學說之間作出選擇,以迎合時勢之需,爭論相當激烈。李光地在當時複雜的背景之下,實能揣摩康熙之心理,故深得康熙賞識,以至於康熙有「朕知之最真,知朕亦無過光地者!」之嘆。
康熙二十五年春,李光地疏乞終養,請假一年,臨走前,康熙特意召見李光地,談論歷算,特別是關於西方天文學,這是康熙和李光地討論西洋科學的首次記載:
(上)又問:「曆法日月交蝕、五星留逆、凌犯,古人推得多錯,其原安在?」奏曰:「曆法不能不差,……即今歷極精,然稍久亦當必差,所以要隨時修正。」上曰:「古人七政各為度數,所以難於推算。今西洋人打幾個團圈,大底三百六十,小底亦是三百六十,就能推算盈縮,這是他一點好處。」……
上又問:「西洋曆法果好麼?」奏曰:「其法先行甚精密,臣所取者其言理幾處明白曉暢,自漢以來歷家所未發者。看來西洋人學甚荒唐,而譚歷卻精實切當,此乃本朝歷數在躬受命之符也。皇上戡平禍亂,功德巍巍,臣不敢贊。即制度文為有兩事,足跨前古。」上問:「何事?」奏曰:「曆法其一也。又滿州十二字頭盡合古韻,得天地之元聲,亦從來所未及。」
李光地為政之餘,除研習朱子外,還對歷算頗有愛好,與康熙的問對很有關係。康熙三十年年,梅文鼎到達北京,不久李光地就把他聘入館中,以梅文鼎為師,網羅愛好歷算的學生,形成了清初研究歷算的集體,為康熙時代蒙養齋開館、《律歷淵源》的編纂培養了一批人才。他為什麼對天文歷算抱以如此大的熱情,箇中緣由,值得深思。讓我們先考察李光地和梅文鼎在康熙三十年前後的一些活動。
1670年李光地考中進士,後經清初理學名臣熊賜履(當時任掌院學士)的推薦,得到重用。此後李光地升任掌院學士,這是通向大學士的重要職位。但是到了康熙二十八年五月,李光地卻受到康熙批評,被調為通政使司通政使,實權有所下降。為弄清李光地降職之經過,有必要回顧在此前後康熙和李光地的一些活動。令人頗感興趣的是,李光地的調職,與康熙二十八年,康熙南巡時在南京觀星臺的活動有一定關係。
事情經過是這樣的,康熙二十八年,李光地扈從康熙南巡,二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為觀測天象,康熙在一班大臣的護擁下到達觀星臺,李光地也得以隨侍。李光地曾生動地記載了康熙在觀星臺的活動:
己康熙二十八年,上南巡。……予隨駕至南京,果見孝感(按:即熊賜履)日中而入,上屏退左右,與語至黃昏始出。上問孝感:「李某學問何如?」曰:「一字不識,皆剽竊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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