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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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遠低於書寫者自身的人格心性。我們讀小說的人很容易心生讚歎，但很難感受到自己的心事被觸及、自己難以言喻的處境被說出來，得到慰藉，遑論仗義執言。這種就差這麼一點點的感覺其實是挺失落的，我們並肩站在同一個生命現場，看著眼前一樣的人和事物，我們才要開口交談，卻發現他們的心思已滑了開去，已飛到了遠方某處，用卡爾維諾自己的話說是，“因為我不熱中於漫無目標的遊蕩，我寧可說，我偏向把自己託付給那直線，寄望那條線延伸到無窮，使我變得遙不可及。我寧願詳盡計算我飛行的軌道，期望自己能像箭矢一樣的飛射出去，消失在地平線上。”

在小說諸多的可能“用途”上（其實是可共容的），他們不用之為克敵制勝的武器（比方昆德拉），不作為融解個人獨特經驗硬塊的故事傳遞（如本雅明語），它較專注的、線條清冷的使用於認識。

由此，從最細瑣最貼身的視覺經驗現場123？就直達宇宙、文明、自我與世界之間的關係云云，時間的樣態無可避免的徹徹底底變了，它易為某種歷史時間（以百、千計）、文明時間（以萬計），乃至於演化時間（以億計）。這裡，馬上暴現開來的便是書寫者本人以及所有人生年不滿百的狼狽滑稽生物原形；跟著，所謂的變動、進步、可能性以及結果都在不同的時間丈量尺度下改變了感受及其意義，並直指一種深刻的、極富內容的虛無（如卡爾維諾自問的，“淵博”和“虛無”是否已混成一體？）。冥思遂成為必然的，或甚至是人唯一可能的應對方式，只因為以日和月計算的個人行動太不相襯於以億萬年計算的時間，鵲橋俯視，人世微波，人最樂觀、最有效乃聖於最爆發的行動成果預期，只能水花般泯滅於此一時間大海之中，成為哈姆雷特式的悲傷。也因此，卡爾維諾和朱天文一樣宛如大隱的生活方式，還有他們不約而同的沉靜寡言已屆失語邊緣（《巫言》中朱天文寫自己奮起出門見哈金那一段，和《帕洛瑪先生》末章〈帕洛瑪先生的沉默〉，尤其是其中〈宇宙是面鏡子〉那節幾乎如出一轍，相互解說，亦一樣辛酸），除了恬靜不爭的修養和個人生活選擇之外，極可能還有著硬碰硬的認識基礎、有不得不耳的成分。

這樣的書寫目標，這樣的冥思進行，其實很容易讓人變得殘忍——我說的倒不是本來就鐵石心腸如魚得水的讓會達爾文主義者史賓塞者流，而是像*這樣由同情由義憤開始、最終卻敵視人道主義的人。然而，素樸的人道主義和大時間結論的天地下仁云云並非完全不可共容，即使以某種矛盾的、道理不容易說清楚的方式並存，人的確確實實感受不必因為某種理性邏輯的判定無效而取消它。這一點，杵在實體世界、真人真事世界的小說家總是遠比抽象真理的思維者要強韌也要謙遜自省，事實上還更深奧（矛盾並陳是事物深奧的必要表徵，相對來說，所謂的“真理”總是簡單的，一句話就可說完，也直線般一眼就能洞穿）。理知上曉得無力及遠的義憤和同情，遂以某種不追究其成果、某種日復一日的生活實踐的形式保留下來，如每天都得做的灑掃清理工作，如朱天文在《巫言》中說馬修？史卡德的戒酒一天就是一天，清醒一天就是一天，還有她欲說還休引用的古詩，憐取當下，“還將舊時意，憐取眼前人”。

無論如何，這樣典雅的、節制的、知性的低溫，並不真的是無情，內行的、細心的讀者仍看得出，如內行的、細心的厄普戴克說，卡爾維諾最溫暖、最明亮，卡爾維諾對人類的真實，有著最多樣、最仁慈的好奇。

朱天文、毛尖：關於《巫言》的對話（1）

2008年09月22日08：15　東方早報

毛尖：《智取威虎山》中有句經典臺詞，“八年了，別提它了！”我想，碰到有人問長問短又問八年出鞘的《巫言》，你是不是也很想說這句臺詞？說老實話，看了有關《巫言》的不少採訪和文章，我也對自己說，不要再問“巫”是什麼了，不要再問“當年”和“過程”了。但接著的問題是，我可以像所有的菜鳥粉絲那樣，問一些最傻氣的問題嗎？能告訴我們，你是不是也很在乎容貌？你迷信嗎？誰是你在這個世界上最親的人？當然，最好不要說你家裡的人，也不要說你的流浪貓。

朱天文：是不是在乎容貌，應該這麼說，有我在乎的人在面前，我就很在乎。很久以前我寫過一篇短文《女人與衣服》說，女為“己悅”而衣，不為給誰看，而就是自己喜歡，像我很愛的王維那首詩：“木末芙蓉花，山中發紅萼。澗戶寂無人，紛紛開且落。”自開自落，是自證的，有一種喜悅。至於女為“己悅者”衣，為自己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