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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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我不要你賣腎，我不上這個大學了！”

陝西榆林農民景統仕，58歲。由於家境貧困，無法負擔女兒考上大學後隨之而來的學費，不堪重負而服毒自殺。寶雞市學生小丁2002年考上了夢寐以求的上海一所重點大學，然而他接到錄取通知書剛10天，他的父親卻因為無力籌措兒子的學費，於8月25日晚留下一封遺書跳樓自殺。

2004年，福建省永春縣達埔鎮李清培考取集美大學，其母林冰心因無力負擔學費，喝農藥自殺。大城縣王香屯村民邵某在兒子高考前5天自殺身亡，只因擔憂兒子考上大學後的學費。經媒體報道，社會上一個基金願意在他的兒子考上大學後給以幫助。

最讓人心碎的是這樣一封“謝罪書”：

“我兒，當你看我的信時，我已不在人間，只因為我沒有能力讓你上學，沒有臉對你，只可以用我的死向你謝罪……”。這是遼寧省遼陽市太子河區農民孫守軍，在自殺前留給兒子的。孫守軍的兒子孫大朋，於2004年8月10日接到錦州師範高等專科學校錄取通知書，通知書要求9月12日報到，但在8月21日前如不交齊學雜費者，取消入學資格。通知書標註學費3300元，住宿費500元，雜費1508元，總計5308元。因為湊不齊學費，孫守軍選擇了自殺，來贖自己的“罪過”。父親自殺後，孫大朋流著淚說：“他生我養我已經是對我最大的愛了，他有什麼罪向我謝，我應該向他謝罪才對啊。”但是，難道考上大學也是罪過嗎？孫守軍自殺後，他所在的鎮政府決定籌措資金保證孫大朋上大學。鎮政府負責人說：這給了我們一個教訓，今後要對全鎮的貧困生排查，防止悲劇再次發生。孫守軍以死“謝罪”，換來的是讓兒子走進大學校門。可是孫大朋已經永遠的失去了父親。

各媒體紛紛報道，同情、惋惜、哀痛的聲浪，震撼了國人心扉！也許依靠生命的代價，可以暫時緩解個別人的學費問題，但是，根本問題卻不可能透過群眾捐款、地方政府的特殊補助來解決的。雖然引來一些捐款或借貸作為彌補，但杯水車薪何濟於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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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質量下降

所謂“教育產業化”是造成學費高漲的主要原因。將學校變質為“追求利潤的商店”，將學生變形為“待價而沽的商品”，甚至迫使公益事業的教育工作者異化成“惟利是圖的商販”，這對教育界產生了極惡劣的損害：教育質量下降。

從學生方面說來：由於高學費，生源受到了極大衝擊。部分優秀學生無法支付高學費而放棄入學，那些成績差卻有錢的富家子弟就可以填補入學名額，由此造成優秀人才的流失。從教員方面說來：良莠不齊，迫使教師降低了講課質量，也造成了學風的普遍跌落。

“擴招”以來，各大學增開學院，原有的學院擴為大學。不顧自身條件，開設不夠格的專業，以增加學生數量，增加學費收入。許多高校學生人數超過了萬名大關，不但使得學校管理難以有效進行，而且，面對猛增的學生，學校又需要招收相應多的教師。由於缺乏人手，某些缺乏經驗的教員就不經過助教階段，直接為學生帶專業課。這些，都是誤人子弟，教學質量又如何提高？

新華社主辦的《瞭望》週刊2001年5月21日刊登了《教授貶值為哪般》一文，發人深省！文章寫道，南京大學的一名博士生導師不久前說：“別稱我教授！現在的教授一文錢能買好幾個。”文章還援引了北京大學季羨林教授的話：“如今不管是誰，只要能在大學謀上一個教書的位子，就能評上教授。”濫竽充數的“南郭先生”日漸增多。現在的大學按官職套級，諸如副部級、司局級之類。稍有名氣的大學多在拼命增加教授的數量。有的趁大學合併之機，一次評出40多個博導，使人想起大躍進時期的浮誇風。江蘇某高校在申報博士生導師的名單中，甚至包括了該校的膳食科長。而確有真才實學的教師，由於不會吹牛拍馬拉關係，卻遭到排擠而評不上“正高”。某些人有了行政職務就有了“學術”，就可以儘快評上職稱、佔有科研經費，出版專著也可以找人代筆（職稱吃香時，許多黨政幹部都申報了高階政工師和高階經濟師）。

《瞭望》週刊還刊登了瑞士洛桑國際管理發展研究院的《2000年度國際競爭力報告》；中國的國際竟爭力已由1998年的第24位降到第31位。清華大學的一個課題組在調查兩個工科系後認為，這同中國當前高等教育質量嚴重下滑有關，其中教師的教學質量下滑是一個關鍵因素。中國科學院決定，今後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