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65 楊嗣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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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擒高迎祥，局面有所好轉。

楊嗣昌在守制時關心時局，因此在出任兵部尚書後就已對明朝的未來有了詳細的規劃，加上他熟悉典章故事，工於筆札，富有辯才，每次皇帝召見時，都能思如泉湧，侃侃而談。

與前任兵部尚書的呆滯木訥之狀迥然不同，因此崇禎帝每次召見他的時間都遠遠超過規定時間，對他幾乎言聽計從，甚至驚歎：“用卿恨晚！”

楊嗣昌對明朝未來的規劃可歸納為三點：一、攘外必先安內；二，足食然後足兵；三、保民方能蕩寇。

其對策主要集中於前兩點。

對於第一點，他認為天下大勢好比人的身體，京師是頭腦，宣、薊諸鎮是肩臂，黃河以南、大江以北的中原之地是腹心。

如今形勢是烽火出現於肩臂之外，乘之甚急；流寇禍亂於腹心之內，中之甚深。外患固然不可圖緩，內憂更不能忽視，因為它流毒於腹心，如果聽任“腹心流毒，臟腑潰癰，精血日就枯乾”，徒有肩臂又有何用呢？所以他主張先與清朝和談，穩住京師附近的局勢，專心致志、一鼓作氣的剿滅農民軍。對於第二點，他建議增兵12萬，其中步兵人，馬兵人，並增加餉銀280萬兩，採取均輸、溢地、寄監學生事例、驛遞四個途徑。於是崇禎帝在他的建議下先後向民眾加派剿餉和練餉。

楊嗣昌所提的三點綱領，都是為了實現他“四正六隅、十面張網”的圍剿計劃來服務的。

這一計劃的執行依靠的是五省總督洪承疇和五省總理王家楨的配合，洪承疇已在圍剿農民軍的過程中頗建功勳，但王家楨被楊嗣昌認為是個庸才，不堪此任，於是楊嗣昌經密友禮部侍郎姚明恭的介紹，向崇禎帝推薦了兩廣總督熊文燦接替五省總理。

各省督撫在楊嗣昌的指揮下，圍剿農民軍有了很大進展，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二月，湖廣農民起義軍領袖劉國能、張獻忠先後受熊文燦招撫，楊嗣昌鑑於其父招撫失敗的教訓，提出反對意見，並主張劉、張等殺賊自效才可信任，崇禎帝和熊文燦急於招安，楊嗣昌只好順從皇帝意見，相信了農民軍的投降。

結果劉國能確實效忠明朝，但張獻忠卻是假招安，最終和李自成一起埋葬了大明江山。而此時的闖將李自成正在洪承疇、孫傳庭等的窮追不捨下勢力銳減，到崇禎十一年，1638年十一月率劉宗敏、田見秀等十八騎逃亡商洛山中。

楊嗣昌所說的“十年不結之局”似乎就要走到盡頭。

就在楊嗣昌緊鑼密鼓地指揮圍剿農民軍的同時，亦開始籌劃對清議和的事宜，以緩解明朝的外部壓力。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十日，楊嗣昌上疏重申攘外必先安內的主張，力主對清妥協，集中全力平息“中原群盜”。

同年五月三日，崇禎帝在中極殿以“剿兵難撤、敵國生心”為主題策試大臣，楊嗣昌在策論中以天象引入話題，接著列舉歷史上天象示警與異族關係的故事，如東漢時日蝕火星，漢光武帝與南匈奴議和，宋太宗時月蝕熒惑，宋軍興師伐遼而戰敗。

其實他是藉此影射他對清議和的主張，正如談遷所說：“星曆之學非嗣昌所諳，而推言之甚詳，專為建虜而發，力主封賞。”

儘管多數朝臣反對此議，但崇禎帝卻非常賞識，加上楊嗣昌無偏無黨、勇於任事，崇禎帝對他更加信任。

於是，崇禎皇帝朱由檢於當年六月提拔楊嗣昌為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入參機務，仍掌兵部事，故人稱“楊閣部”。

其實，楊嗣昌已經在秘密啟動議和行動。

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遼東巡撫方一藻派瞽者周元忠出使瀋陽，試探口風，皇太極對其相當禮遇，並表示：“如有確議，則撤兵東歸”。

楊嗣昌接到方一藻的報告後，立刻建議崇禎帝允許方一藻及總監太監高起潛便宜從事，辦好議和，得到崇禎帝默許。

周元忠回到寧遠，帶回皇太極致高起潛的書信，信中稱：“仍言講款，若不許，夏秋必有舉動。”

楊嗣昌極力勸說崇禎帝把握時機與清和談，但崇禎帝只命方一藻、高起潛“細酌”。

楊嗣昌不依不撓，繼續上疏批評言官不顧兵部處境，只會空言誤國，請求“聖鑑允行”，即明確批准方一藻與高起潛議和。

此時楊嗣昌主導議和已經公開化，引起朝臣激烈非議，掀起彈劾楊嗣昌運動，其中攻訐最力的是少詹事黃道周，他們表面上反對楊嗣昌“奪情入閣”，實際上反對他主導的對清和議。

崇禎帝於當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