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92 九百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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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並不重要。

古代的海貿，參與的商民可以分為三種，小商民，中等商民，有官方背景的鉅商。

而在中國古代農業社會重農抑商的背景下，新產生的鉅商也往往會尋求官方背景，他們有的被拒絕並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比如嘉靖朝的汪直、徐海、麻葉、陳東等人，有的則因為為朝廷做出一定貢獻或其他的原因而得到許可，比如鄭芝龍，但得到官方最高許可是非常困難的，絕大部分的鉅商尋求的是與地方官僚勢力勾結，官商互利。

海瑞的養孫海述祖，其父海中適憑藉海瑞侄女婿，歷任貴州鄉試、兵部副使、湖廣巡撫、兵部左侍郎等職的高官梁雲龍及其家族的庇護，就成為了海南的海貿鉅富。

到了海述祖一代更上一層樓，富可敵國，海述祖曾經將38名上其大船的走私商人殺死在海上，奪取其貨物資財，然後謊報說狂風敗舟，幸憑擎天柱，遇救得免。

海述祖是否是走私，實際上頗有爭議，《觚剩續編》稱瀕海賈客三十八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並沒有說是走私。

海述祖出海一事，時人皆知，或許是得到官方許可並納稅之後的正常出海。

且海述祖出海的位置，似正是瓊州。若是如此，則明代後期允許商民合法出海的位置，非止漳州月港一處。

明代的海禁政策，一直為無力買舟出海的小商民留下了足夠的生存空間。

即便是海禁最嚴格的永樂朝，小商民也可以選擇參與官營貿易。

到了正德朝開放異國與明朝的私人貿易，小商民更是可以在外國船上門交易時，與其進行貿易。

而這種貿易形式容易管理，在洋人為大清管理海關用火輪船打擊走私之前，一直是唐宋元明清各朝貿易收入絕大部分的來源。

但是中等商民在明朝生活似乎不如在大清。

明朝限制商民出海，後來隆慶開海，亦不過開月港，每年發放船引88引，後來增加到110引。

當然，110引船引實際上不少。按《乾隆十七年（1752年）三月一日阿里袞奏摺》說：粵海一關，內河外海，口岸繁多，商舶番船，貨物紛雜……海關稅銀，全賴洋船出入，歷年多寡不一。大概每年內地商船出入海口者，約自二十餘隻至三十餘隻不等，外夷洋船，約自十餘隻至二十餘隻不等。

廣州海關每年交稅給清廷的船隻，在乾隆十七年僅有20到30艘。

康熙曾經說過：以蘇州船廠每年造船出海貿易多至千餘艘，回來者不過十之五六，二十六日，命出海船隻不許多帶口糧，於海壇截留出南洋船隻。

並渝：“海外如西洋等國，千百年後，中國恐受其累。此朕（康熙）逆料之言”。

出海商民願意納稅的也是少之又少，絕大部分選擇走私。

這也是為什麼重商的宋元仍然收不到多少商稅的緣故，南宋初期算上擺地攤等人上門，總共收到的也只是100萬兩。

據說佔南宋歲入20%，即便考慮到宋時候銀子比較值錢，也是很少的。

至於宋為什麼歲入經常出現幾千萬貫、上億貫之類的奇葩資料，那是紙幣本位下通貨膨脹鬧的。

大元還曾經歲入幾十億貫過，而赫德打理大清海關用火輪船抓走私之後一年能收上2000萬兩更說明了這點。

但是比起大清的對於商民出海，除了年限之外不做限制，限制年限是因為大清很畏懼漢人在南洋建立勢力，深惡痛絕，見到漢人勢力擴張就恨得牙癢癢。

大明這110船引好像還是少了點，之前更是連110船引都沒有。

嘉靖朝朱紈嚴厲打擊走私，被浙江福建士紳發動在中樞的勢力攻訐，被迫自殺，閩浙士紳並不願意開海。

在海禁的前提下，有官僚支援的走私商人沒有被朝廷打擊的風險。

而沒有官面背景的走私商人有這個風險，雖然很小，明代海禁絕大部分時候執行上很寬鬆。

這樣的情況，對於缺乏背景的中等商民是不利的。

一旦開海，中等商民就能和官商勾結的鉅商進行相對公平的競爭了。

閩浙地區以富庶著稱，在宋元兩朝，其富民長期逃避稅役，勾結官僚，使得國庫空虛。

明初開國，朱元璋曾經對閩浙地區的富民進行打擊，但治標不治本，其地計程車紳勢力很快又崛起，影響朝堂。

所以明朝開海程序的緩慢，以及隆慶開海的有限性，與這些閩浙富民的操縱，當然是分不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