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66 吳襄楊麒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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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按資本分配的稱銀股；另有人股，俗稱頂身股，用以獎勵高階職員之用，根據其職位高低和年資定其分配份額。

山西票號經營的業務首先是匯兌，活動範圍遍及全國。營業重心在北方，但也兼及南方。最盛時山西有總號三十餘家，全國各省區設分號四百餘所。

當時票號信譽卓著，且內部組織嚴密，能嚴守秘密，雖存款利息較低，貴族、官僚也樂意將私蓄寄存。放款物件除官吏外，主要是錢莊、典當和富商，不與一般商人發生借貸關係。

此外還替人代捐官銜爵位和墊款謀缺，從中獲利。其收入主要來源，原是匯水和銀兩平色的換算盈餘；後來，存放款利率上的差額和代辦捐官、謀缺等活動也成為重要利源。

這些屬性，放在明末，雖然沒有清末那麼突出，因為明末還沒有外來資本的強勢介入，但是大規模的票號和錢莊，還是有需求的！

韋寶並不是要牽頭，帶著薊遼商人搞票號，搞錢莊，這個很難帶動，等下人家還以為他又有啥陰謀詭計。

而且，要帶動也是吳襄這種人，才有可能帶動，必須得有實力，有聲望的世家大戶，佔有絕大部分的資本，挑大樑才成。

韋寶若要做，只能自己一個人慢慢來。

事實上，韋寶現在已經自己轄內搞起銀行來了，等於一下子，把錢莊，票號，銀號，這些時代都超過去了！

“除了賭和不正當的交易，欺詐方式的做生意，還有個市場環境，這也是我們商人，商會自己要改變的事情。”韋寶見沒人說話，又接著道。

明末另一個亮眼輝煌，就是近乎巨型的城市。

拜明朝“資本主義萌芽”所賜，明代的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城市生活無比熱鬧，北京南京等大城市，人口早已突破百萬。風情萬千的城市生活，惹了多少後人豔羨。但放在當時明朝史料裡，明朝的城市，也是招夠了吐槽：大歸大，毛病卻極多。

明代史料《五雜俎》裡，就記錄了“超級城市”北京城的槽點，曾經在好些中外史料記載裡，擁有整潔衛生的北京城，晚明時的衛生條件，卻已惡劣到“市場上多糞穢”的地步。特別是每到夏天時，一場雨水過後，街面上就是蒼蠅蚊子亂飛。於是年年夏季，北京城的瘧疾等疾病，都是屢禁不絕。

日常年節尚且如此，到了明末瘟疫席捲的年代，這個北京城，又如何能扛住？

為什麼會到這個地步？同樣可參考萬曆皇帝的三十多年怠政，國家的軍備國防行政，樣樣都歇菜，各級官員缺編嚴重，看似簡單的城市衛生管理，又哪還有人管？天子腳下尚且如此，明朝各地更可想而知。區區小細節，足以見證晚明行政效率的癱瘓。

繁榮的外表下，卻是一個腐敗且效率低下，已似一盤散沙的王朝。面對緊接下來的國家風險，自然缺少抵抗力。

“這些事情，只要是品行正直，有好人緣，大家都願意聽他的，這麼個人來當會長就成，關鍵要大家買賬，能聚攏人心。”韋寶笑道。

眾人一起稱是，都說吳三輔是極其適合的人選。

其實所有的世家大戶也都更願意吳三輔當會長，而不是老謀深算的吳襄當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