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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種自覺行為，而是南北朝時，受到印度文化的影響後，又經過唐代統治者的推波助瀾（並賦予了獨特的含義），而逐漸在全社會流行的。
在唐代的正史中，我們找不到男子簪花的記載。可見，在唐代，男子簪花不是主流的文化要素。
但《全唐詩》及唐代的風俗筆記中，對唐代簪花風俗的描寫，還是可以看出唐代男子簪花文化的軌跡。
“年少才俊”成為簪花男子的特徵。
明陶宗儀《郛》引唐代李淖《秦中歲時記》雲：“進士‘杏園’初宴，謂之探花宴。差少俊二人為探花使，遍遊名園，若它人先折花，二使皆被罰。”
探花使是唐代新科進士賜宴時，採折名花的人，常以同榜中最年少的進士二人為之。杏花，也就有了及第花的文化內涵。
唐代鄭谷《曲江紅杏》詩：“女郎折得殷勤看，道是春風及第花。”這種及第遊杏園，也變成了一種意象，成了以科舉為人生唯一出路的文饒思想胎記，無論這些文人，是科場失意還是得意。如孟郊《登科後》“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盡長安花。”崔道融，《春題二首》“青春未得意，見花卻如讎。”
唐代皇室，不僅出現男子簪花，而且也對自己喜愛的大臣賜花。
五代王仁裕《開元寶遺事》記載：”長安春時，盛於遊賞，園林樹木無間地。故學士蘇頲應制雲‘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帝覽之，嘉賞焉，遂以御花親插頲之巾上。時人榮之。”
能獲得統治者所簪之花，是臣子所光榮的事情，因為它標誌著簪花者具影才俊”的含義。
這種皇帝對臣子的賞賜，從唐開始，一直到明末，除了元代以外，均有記載，尤以宋代為最盛。
這種榮耀感，正是男子簪花文化興盛與消亡的主要原因。
中國古代，民間男子簪花的風俗，與唐代上層社會宴飲風俗相同。
大多數情況之下，唐代詩歌中，總是把男子簪花，與飲酒相結合。
李夢符《察考取狀答》：“插花飲酒何妨事，樵唱漁歌不礙時。”
張泌《酒泉子》：“咸陽沽酒寶釵空，笑指未央歸去，插花走馬落紅，月明鄭”
黃滔《斷酒》：“免遭拽盞郎君謔，還被簪花錄事憎。絲管合時思索馬，池塘晴後獨留僧。”
有時還直言喝醉：崔道融《春題二首》崔道融“路逢白麵郎，醉插花滿頭。”
杜光庭（一和鄭邀）《山居三首》：“夏狂衝雨戲，春醉戴花眠。”
可見在當時，宴飲與男子簪花，是兩項有密切關聯的活動。這正明，男子宴飲簪花，是茱萸會的發展。
中國對節日的慶祝，大多與宴飲相結合，這也就決定了宴飲習俗與節日習俗結合的緊密。所以，簪花之風，也就從一種節日的風俗，推而廣之，逐漸在其它有宴飲的節日中出現。
重陽節的茱萸，從秦漢魏晉南北朝的佩戴，變成了簪在頭上。
王維《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王維是年十七：“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王昌齡《九日登高》：“茱萸插鬢花宜壽，翡翠橫釵舞作愁。”
盧綸《九日奉陪侍郎登太白樓》“茱萸一朵映華簪。”
人們把菊花插在頭上，代替茱萸。杜牧《九日齊安登高》：“塵世難逢開口笑，菊花須插滿頭歸。”
《宋史》卷一百五十三：“中興，郊祀、明堂禮畢迴鑾，臣僚及扈從並簪花……。”
赦免或處死犯人時，獄卒簪花。
《宋史》卷六十五：“（紹興）郡獄有誣服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屬行刑者插髻上華於石隙，曰：生則可以驗我冤。”
《夢梁錄》卷五：“通事舍人接赦宣讀，大理寺帥漕兩司等處，以見禁杖罪之囚，衣褐衣，荷花枷，以獄卒簪花跪伏門下，傳旨釋放。”
簪花風俗在宋代，達到鼎盛。簪花風俗在官場非常流行，而且已經制度化、禮儀化，並在正史中有記載。
“紹興十三年三月三日，詔宴殿陳設止用緋、黃二色，不用文繡，令有司遵守，更不製造。”
“須臾傳旨追班，再坐後筵，賜宰臣百官及衛士殿侍等花，各依品味簪花。上易黃袍帽兒，駕出再坐，亦簪數朵羅帛花帽上。”
《鐵圍山叢談》卷六：“元豐中神宗嘗幸金明池，是日洛陽適進姚黃一朵，花面盈尺有二寸，遂卻宮花不御，乃獨簪姚黃以歸。”
牡丹已開，皇帝遊幸皇宮附近的金明池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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