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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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民族素質,應當是十分重要也是十分必要的事情。
作為一個終生從事學術研究的人,在學術研究方面,這十年卻成了一個空白點。幸而,在學術研究方面,我是一個閒不住的人。在這十年內,我除了開會,被“打倒”,被關進牛棚,被批鬥,被痛打之外,沒有時間和心情搞什麼學術研究。到了後期,雖然我頭上被誣陷而戴上的無數頂離奇古怪的帽子一頂也還沒有摘掉,但已走出了牛棚,被分配到東語系的辦公樓和學生宿舍去看守門房,收發信件和報紙,傳送電話。我作為一個“不可接觸者”,枯坐門房中,有時候忙,有時候又閒得無聊。讓珍貴的光陰白白地流逝,我實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點事幹。想來想去,最後想出了一個好主意:翻譯印度古代兩大史詩之一的《羅摩衍那》。這一史詩部頭極大,一時半時是譯不完的。這正中下懷,我當時所需要的正是這一種時間拖得很長的工作,目的只在驅除寂寞;至於出版,我連想都沒有想過。關於自己的前途,一片茫然。“解放”無日,生命有限,將來還不知被充軍到什麼地方去哩。於是我晚上回家後把《羅摩衍那》的詩體譯成散文,寫成小條,裝在口袋裡。第二天早晨去上班守門房。我當然不敢公開把小條拿出來,擺在桌子上。那樣,如果被發現,必然多增加幾次批鬥,現成的帽子就在手邊:“老保翻天”。所以,我只能偷偷摸摸地從口袋裡把小紙條拿出來,仔細推敲,反覆考慮,把散文改成詩體,當然是順口溜之類的東西。因為我有一個主張:原文是詩體,譯文也只能是詩體,否則就是對不起原作者。不管譯文的詩體多麼蹩腳,反正必須忠實於原文,必須是詩體。我激烈反對有些人把原文的詩譯成散文,那不能稱作翻譯,只能說是“釋義”(paraphrase)。這就是我在“*”中最後幾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當時並沒有認清它的重大意義、後來才慢慢認識到的工作。如果聊以*的話,這就是僅有的一點根據了。
回到祖國(16)
“*”正式終結於一九七六年。但對我而言,一九七七年也是無所事事的一年。
一九七八年至一九九三年
政治環境
根據我個人的經驗,新中國建立後將近五十年可以分為兩大階段,分界線是一九七八年,前面將近三十年為一階段,後面將近二十年為一階段。在第一階段中,搞學術研究工作的知識分子只能信,不能想,不允許想,不敢想。天天如臨深履薄,天天代聖人立言,不敢說自己的話,不允許說自己的話。在這種情況下,想在學術研究中搞點什麼名堂出來,真是難於上青天了。只有真正貫徹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學術才能真正繁榮,否則學術,特別是人文社會科學,就只能乾癟。這是古今中外學術史證明了的一條規律,不承認是不行的。
從一九七八年起,改革開放宛如和煦的春風,吹遍了祖國的大地。重點轉入市場經濟以後,我們的經濟得到了發展。雖然還有一些不盡如人意之處,但成就卻是不可忽視的。在意識形態方面,從事學術研究工作的學者們,腦袋上的緊箍咒被砸掉了,可以比較自由地、獨立自主地思考了,從而學術界思想比較活躍起來。思想活躍歷來都是推動學術研究前進的重要條件。中國學術界萌生了生氣勃勃的生機。
在這種非常良好的政治大氣候下,我個人也彷彿從冬眠中醒來了,心情的舒暢是將近五十年來從來沒有過的。
我的學術研究
在這樣優越的政治大氣候中,我的學術研究工作能夠比較順利地進行了。從一九七八年一直到今天的二十年中,我的研究成果在量和質兩個方面都遠遠超過這以前的四五十年。
一九七八年
從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七年,我在學術研究方面是一個巨大的空白點。一九七八年是再生的一年,是復甦的一年,是給我將近耄耋之年帶來了巨大希望的一年。在這之前,我早已放棄了學術研究的念頭。然而,我卻像做了一場噩夢突然醒來一般,眼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專從寫作量上來看,從前十二年的零一躍而寫成了文章十六篇,其中除了散文創作之外,可以稱為學術研究者共有五篇。
1�《〈羅摩衍那〉中譯本前言》
在這一篇“前言”中,我首先簡略地介紹了《羅摩衍那》產生的過程,然後又以最簡短的詞句介紹了全書七篇的內容,以及本書產生的年代,最後講對本書的評價。關於評價問題,在當時,我覺得我寫得還是符合當時一般的做法的,符合當時甚至現在的潮流的,是“允執厥中”的。所謂當時和現在的潮流,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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