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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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之後，他向李鴻章申請，將電報總局改為“官督商辦”，照輪船招商局辦法招集商股。對於李鴻章的質疑，盛宣懷認為“中國興造電線，固以傳遞軍報為第一要務，而其本則尤在厚利商民，力圖久計”。意思是說電報雖然有傳遞軍事情報和政府命令的重要職能，然而它畢竟是商業化的產物，為了這項事業的長遠發展，還是應該放到市場上去，讓商人來管理和經營。應該說，盛宣懷的判斷是準確的，也是超前於那個時代的。

為了規範經營，也為了打消李鴻章的疑慮，盛宣懷還親自擬出了《電報局招商章程》，後增為《詳定大略章程二十條》，上呈於李鴻章，其中就電報局已存的官股與商股的關係、國家的利益作了詳實可行的說明，最後強調電報局內部的管理一律按商業原則，政府不得干預，並且提出除軍機處、總理衙門、各省督撫衙門、各國出使大臣所寄洋務軍務電信，區別對待地記帳結總作為歸還官款外，其他所有各省官府電信一律收取現金，並要先付錢後發電。其他的關於各局用人、洋員的使用和嚴格要求、巡警沿途保護電杆電線的制度、電碼的規格和使用法等等，盛宣懷都作了周密的規定和安排。至此，李鴻章終於對電報總局的改制完全放心，痛快地批准了盛宣懷的建議。

在建立電報總局的同時，盛宣懷還在天津開辦電報學堂，聘請丹麥人博爾森和克利欽生為教師。一開始的時候，電報學堂是由電報總局這個企業負擔其費用的。為了提高學堂的政治地位，鼓勵學生學習的積極性，盛宣懷提議學堂應由朝廷的名義開辦，由朝廷提供辦學經費。他對李鴻章說：“學生俟到局派事之後，薪水由本局開支，所有設立學堂經費係為國家造人才起見，應在軍餉內開支，免在商本內歸還”，也得到了李鴻章的首肯。這一舉措，變電報學堂的性質由原來的民辦為官辦、私設為正式，吸引了更多的好苗子前來進修。後來，電報學堂還在上海等地開枝散葉，著實培養出了一批人才，比如曾設計國民黨青天白日旗的廣州起義烈士陸皓東、民國駐英公使劉玉麟都是從電報學堂畢業的。

1881年，盛宣懷家中有事，請假回南方。恰巧此時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清政府命在籍守制的李鴻章赴天津部署軍事，李鴻章也急招盛宣懷銷假回津。由於牽涉到中日兩國在朝鮮利權的爭奪，各國對此事都很關注。壬午兵變期間，由於現有的通訊方式效率太低，英、法、德、美各國紛紛要求清廷在上海設立萬國電報公司，還要求添設由上海至廣東各口及寧波、福州、廈門、汕頭的海線。

盛宣懷作為民族企業家的精明和立場在這個時候顯露出來了，他與李鴻章商議，認為外資進入電報業絕非好事，並向李建議，要求“勸諭華商自設以爭先”。李鴻章答應了他的要求，派盛宣懷至上海總攬此事。在盛宣懷的主持下，1882年建成蘇、浙、閩、粵等省陸線；1883年從左宗棠手中奪了長江線；1884～1885年因海防吃緊，為戰事趕設了濟南至煙臺線，隨後添至威海、劉公島等地方；1887年因鄭州黃河決口需要“籌辦工賑事宜”，由濟寧設線至開封；1888年由江西九江設起到贛州以達瘐嶺入南雄與廣東官線相接；1889年因東三省邊防需要，由奉天加接吉林至琿春陸線；1890年，“因襄樊地方為入京數省通衢，楚北門戶邊境要衝”，所以從沙市設線起以達襄陽；1893年又由襄陽加鋪至老河口；1895年由西安起設電線與老河口相接；1896年設線武昌至長沙，1898年又由長沙設至湘潭、萍鄉等地……除了以上這一系列幹線的敷設外，盛宣懷還主持設立了許多電報支線。

盛宣懷身為天下豪商，眼光獨到，也因此始終對電報有一份特殊的關愛。1883年前後，盛宣懷兼任金州礦務局總督辦，負責對遼寧金州鐵礦的勘探和開採。但金州的礦務工作進展緩慢，難以短期投入生產，正巧在此時，閩、粵兩省電線鋪設費用告急，面臨停工的危險，盛宣懷當即決定，將“暫挪金州礦款十餘萬金以濟急需”，把金州礦務局的款項挪到電報線路建設上去了。這件事被查出後，清廷認為盛宣懷“辦理含混，鋪張失實”，差點被降職呼叫，幸好左宗棠雖然和李鴻章不對付，但也知道盛宣懷是個難得的洋務人才，上疏為他開脫。再加上負責調查此事的曾國藩之弟曾國荃認為“挪礦股歸入電股，皆據一再稟詳，移緩就急，亦尚非有意含混。且蘇、浙、閩電線之成，皆得該道移礦就電之力，于軍務裨益猶大”，不但無過，而且有功。因此盛宣懷降二級留任，沒有被調職。

也幸虧如此，否則如果盛宣懷從電報局總辦的位置上被調離，在接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