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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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清高宗實錄》，卷三三三。

＇25＇　以上參見《清高宗實錄》，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紀略》，《清通鑑》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編年》第五卷。

＇26＇　關於這場戰爭的緣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過錯都推在了對方身上，如說他們搶劫行旅（“夾壩”），侵略友鄰，威脅進藏道路塘訊等。而據劉松齡說，這次衝突發生的原因，不過是為了爭取“無限通商貿易的自由”，以上參見高王凌：“劉松齡筆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見

大約兩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會議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應作為清史所的“主導方向”，當作一面“大旗”來打（針對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與“邊疆民族研究所”之譏）。

2010年，清史所終於召開了清代政治史國際會議，這是一件好事。但透過這次會議，也發現對“清代政治史”的內涵，還有許多不明確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來作進一步的探討（參見有關會議評價的部落格）。＇1＇

一、從“寬嚴之辯”說起（一脈相承回覆到蕭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階段劃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說以前曾有一個政策進取和政府加強時期的話，乾隆十三年以後，許多方面都出現了政策的“收斂”。

如何定義這一個“收斂”和確定它的範圍呢？糧政無疑是首要的一個，其中包括捐監的停止，流民留養資送制度的廢除，菸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還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買蝗子等“非概可經官辦理”者；

改商業貿易之官辦者為“仍令商辦”，“而官為總攝照看”；

對蒙古開墾釋出嚴厲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歸公”以來增加的地方行政開支；

恢復屢次免除的米豆關稅；

停議改鑄錢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動帑官辦，（南岸）不若酌從民便，聽其自為修補，等等。

“收斂”的這些內涵是很難用由“寬”變“嚴”來解釋的。儘管由寬轉嚴是一個確實存在的現象，“寬嚴之辨”也成為一個被多次議論的話題，儘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種“權謀政治觀”。

二、儒家的“寬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寬”字的不同涵義“寬嚴之辯”的解釋偏差“迴向三代”糧政事件 實際上，乾隆初期並不是一味從寬，只寬不嚴的。比如，處死曾靜、張熙，比乃父要“嚴”；在擴大倉儲上，更有許多地方“嚴”過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諭：

“總之辦理事務，寬嚴當得其中。若嚴而至於苛刻，寬而至於廢弛，皆非寬嚴相濟之道。”

擺明是有其“嚴”的一面，並申明必要時還須用“嚴”。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寬嚴相濟”的詞語。它主要表現為一種政治手腕—權謀上的東西，一種行政作風的區分。因為在實際政治中，一味寬柔勢必啟臣下窺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諭：“目前奏摺諸臣，一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再則曰請寬某件云云，……夫不論其與吏治民生，有益與否，而但覘上之意，以為奏摺辦事之張本。”

終於透過實踐體悟到“《傳》雲：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事前不存臆見於胸這樣一些道理。

不過，這樣的“寬嚴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寬政”，已不是一個層面上的東西。在《經筵御論》裡，皇帝寫道：

“夫子歷論堯舜禹湯武王授受之旨，而統之曰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敏信公乃聖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寬為首，……《左傳》記夫子之言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蓋因一時為鄭而發此補偏救弊之說。若夫聖王出治，舍寬其何以敷政寧人之本哉？”

因此所謂“寬”的對立物也不一定是“嚴”。

從這一角度說，皇上從來沒有改變他“寬”的初衷，這特別表現在對國計民生問題的處理上。《嘯亭雜錄》：

“純皇憂勤稼穡，體恤蒼黎，……地方偶有偏災，即命開啟倉廩，蠲免租稅，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郵運河之決，撥米穀一百十萬石，銀四百萬兩，賑江蘇災；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賑恤，用去帑銀一千四百餘萬兩，甚至超過乾隆八年兩江大災所用數量（參見呂瑞峰論文）。

就此而言，“收斂”只是一個“頓挫”，不宜把它作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