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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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用電腦娛樂一下，我每天都會去健身房鍛鍊，大家有時會一起出去玩。”

南科大理想的設計是“書院制”和“導師制”相結合。老師和學生同吃同住，可以隨時交流問題。一個導師帶三五個學生。

到現在，“書院制”已經落實了。院長是原來香港城市大學的副校長唐淑賢。“導師制”卻還遙遙無期，困難在於師資。這是南科大從籌建創校就存在的問題，早先在招生簡章裡公佈的一系列名師並沒有全部落實，很多教授也只是兼職，保證課時已是勉強，更無法充當無微不至指導專業、生活、人生方向的導師了。

以外界人的目光，南科大之難，更在於與“組織上來了新規定”走一步退三步的漫長談判與妥協。

四月，深圳市委宣佈將透過公開推薦方式選拔兩名局級領導幹部，到南方科技大學擔任副校長。

六月，南科大宣佈副校長由理事會根據校長提名聘任，守住了“去行政化”的承諾。

五月，教育部說改革要依法辦學，要遵循制度，規定南科大的學生必須要參加高考。

六月，南科大的學生寫了封公開信，集體缺席高考，不向應試教育低頭。

表面上看，南科大已在往體制的天花板衝，衝頂成功，姿勢壯烈且不難看。可誰都知道，姿勢不能兌換成勝算，“抵抗”更是與勝負本身無關的事。

大家贊南科大勇氣可嘉，看它的目光卻像看一名烈士，覺得南科大一定會死於它的“抵死不從”。

“不從”也是由於無奈。早在高考前，師生間、學生間、家長間就因為到底要不要高考而爭論。

朱校長在外地，無法表態。學校則有領導開始組織說服學生家長參加高考，人心惶惶。

真正反對參加高考的，除了熱血而理想的學生，還有焦慮而現實的家長。他們擔心：按照國家法規，南科大不能錄取學生，肯定會找別的學校錄取，例如深圳大學，畢業時如果發深圳大學的文憑，怎麼辦？國家規定外地孩子不能在深圳參加高考，是違法的，學生一輩子背上了高考違法的不良汙點，怎麼辦？學生如果沒考好，被當做攻擊南科大教學質量的口實，怎麼辦？最大的風險是，朱校長可能會因此辭去校長職務，這些學生，怎麼辦？

朱校長是家長和學生的精神支撐，他曾反覆描述過一座近在咫尺的海市蜃樓，那是與深圳一河之隔的港科大，建校僅僅二十年，最新排名已經超過港大成為亞洲第一。

而朱校長對中國教育的憂慮，也讓這群還未成年的孩子有了宏大的責任感。

在拒絕參加高考的公開信裡，南科大的學生自稱為“探路者”，他們疑惑以及焦慮的是：為什麼中國造不出真正高質量的飛機，造不出一流的汽車底盤，為什麼高科技核心技術都是外國公司開發的？

程齊家給南科大寄去的自薦信裡，也附上了一篇文章，叫做《錢學森之問》。他顯然已經找出了問題的答案：當然是陳舊的教育體制的錯。

南科大的學子說：“我們體會到的，是我們老一輩科學家那心急如焚的心境和沉重的感嘆！”

白髮蒼蒼的老者和奶聲奶氣的少年的影像重疊，顯得弔詭。聽未成年孩子們沉重地做些“關乎祖國未來，關乎國家命運”的振臂高呼，即便是少年聽風便是雨，多少讓人有些覺得生硬——到底不是五四時期了，“水深火熱生死攸關”的講演無法獲得預想中的熱烈激昂，取而代之的，多是讓他們認清現實的涼薄尷尬。

拒絕參加高考之後。南科大才面臨真正的危機，危機來源於內部——不斷有人叛逃這座天空之城。

先是港科大的三位教授離開了南科大，還寫了篇檄文，說南科大煽動學生不參加高考近乎文革，改革不能光靠口號。

後有一名南科大的學生請了長假，然後再也沒有回到學校。

對於其他南科大學生動輒家國命運的宏大敘事，這個退學的學生不吝冷漠嘲諷。他說：“絕大多數人選擇南科大是為了能夠透過南科大與國外高校的合作而出國留學。當時朱校長也是這麼對家長說的。我認為這很正常，畢竟人總是要考慮自己的前程，可我實在看不慣有些人張口閉口就說為了中國教育改革的未來。您說您是為了改革而獻身，從不擔心自己的職業和未來，那好，您自己高尚去，別拉上別人，為自己將來擔心的人多著呢，不要總是代表別人。”

他認為在南科大是沒有前途的，決定參加高考，退出這支被捆綁在一起的盜火者隊伍。

盜火者普羅米修斯為了人類，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