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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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不同。所以聖人寫經，賢人寫書，意義和道理講盡了，文辭完備了，就構成了篇。他們編寫一篇，就把同一個種類的內容歸在一起，把章節互相連線起來。如果種類不同，論說不一樣，就另外寫成一篇。意義不同文章就不同，事情改變了篇目也就更換了，根據事情的意義來寫作，有什麼效法模仿的意思呢？

【原文】

81·7或說《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壽九十，中壽八十，下壽七十，孔子據中壽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說為赤制之中數。又說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浹，王道備。夫據三世，則浹備之說非；言浹備之說為是，則據三世之論誤。二者相伐而立其義，聖人之意何定哉？凡紀事言年月日者，詳悉重之也。《洪範》五紀，歲月日星，紀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紀十二公享國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說矣。實孔子紀十二公者，以為十二公事足以見王義邪。據三世，三世之數適得十二公而足也。如據十二公，則二百四十二年不為三世見也。如據三世，取三八之數，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說者又曰：“欲合隱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隱公元年不載於經。”夫《春秋》自據三世之數而作，何用隱公元年之事為始？須隱公元年之事為始，是竟以備足為義，據三世之說不復用矣。說隱公享國五十年，將盡紀元年以來邪？中斷以備三八之數也？如盡紀元年以來，三八之數則中斷；如中斷以備三世之數，則隱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與月日，小大異耳，其所記載，同一實也。二百四十二年謂之據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數矣。年據三世，月日多少何據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猶《尚書》之有章。章以首義，年以紀事。謂《春秋》之年有據，是謂《尚書》之章亦有據也。

【註釋】

赤制：指漢朝。按陰陽五行說，漢朝是火德，而五色之中與火相應的是赤色。中數：半數。為赤制之中數：按讖緯說法，孔子作《春秋》是為漢朝製法，而斷十二公，是表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已盡，一姓不得再受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是孔子為漢朝預先制定的享國年數的一半。五紀：指歲、月、日、星辰、歷數。

邪：表肯定，同“也”。

三世：“三世”二字不當重，或即下“三世”二字當作“三八”。

說：據文意當為“設”。五十年：實際上魯隱公享國十一年。

【譯文】

有人解釋《春秋》記載的二百四十二年，認為上壽九十年，中壽八十年，下壽七十年，孔子是根據中壽年數的三代而作《春秋》的，三八二十四，所以是二百四十年。又解釋說這是漢朝享國年數的一半。又解釋說這二百四十二年，為人之道周全，君王治國之道完備。如果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這個說法正確，那麼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就不對了；如果說所謂把“人道”、“王道”講透的說法正確，那麼根據中壽三世而確定年數的說法就錯了。二者互相沖突而想確定它的含義，聖人的本意又怎麼來確定呢？凡是記載事情而標明年月日的，是為了記得詳盡以表示對事情的重視。《洪範》用五紀、歲、月、日、星，是記錄事情的文字，不是效法模仿的說法。《春秋》記載魯十二公享有君位的年數，總共有二百四十二年，這些就成了確立中壽三世說的根據了。實際上，孔子記載魯國十二公的歷史，是認為十二公的事情正好足以闡明“王道”。根據中壽三世的說法，而中壽三世的年數正好是由十二公的享國年數才湊足的。如果根據記載十二公的事情足以闡明“王道”，那麼二百四十二年就不是為了湊足中壽三世的年數才出現的。如果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取三八二十四之數，二百四十年就行了，為什麼一定要多取二年呢？解釋的人又說：“這是想要配合魯隱公紀元的開始。不多取二年，那麼隱公元年的事就不能記載在經書裡了。”如果《春秋》本來是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而作的，那麼何必一定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端呢？必須要用隱公元年的事情作為開始，這是以年代完整道理完備為根據，根據中壽三世年數的說法不再適用了。假如隱公享國五十年，是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都記載下來呢？還是從中間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呢？如果把隱公元年以來的事情全記載下來，那麼中壽三世二百四十年的年數就從中間被割斷了。如果從中斷開以符合中壽三世的年數，那麼隱公紀元的開始又不符合了，怎麼能行呢？況且年和月日只不過是時間長短不一樣罷了，它們所記載的，是同一回事。如果二百四十二年說它是根據中壽三世的年數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