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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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等等②，這些決議，是中共意圖發動農民，成為國民革命中一項重要勢力

的現實想法。

中共在廣州的同志們對中共中央七月間這種農運政策表示了反對意見。廣東區委根據在

廣東積累起來的國共合作和農民運動的經驗，主張不應因國共合作而阻礙了農民鬥爭，應不

顧一切使之發展，以求土地問題的更高階段的解決。他們強調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國民

黨內贊成土地革命的才算是左派（這樣的左派固然很少）。這種見解，意味著將革命的重心由

國民革命轉移到土地革命。但中共中央則以國民革命仍是當前的中心任務為基本理由，否定

了廣東區委的這種較激進的主張。

共產國際很重視農民土地問題，這是列寧主義的特色。在共產國際的好漢們看來，似乎

土地革命是中國革命的真實而又神秘的內涵。“沙法諾夫在一九二一年遠東勞苦人民大會上所

發表的演說，就曾強調這一點。但莫斯科對於中國農民土地問題的具體情況及其與國民革命

的關係，一直沒有弄清楚。蘇俄土地問題專家們曾先後在廣東武漢等地從事實際的考察研究，

直到武漢政府垮臺，也還沒有得出明確的結論。

鮑羅庭對農民土地問題所表現的主張，大體是以中國的政治氣候為轉移。一九二四年初，

他曾向孫中山先生提出沒收地主土地和土地國有等主張，未為孫先生所採納。一九二五年，

國民政府成立以後，鮑羅庭的全部注意力就集中在中共與國民黨左派密切合作，鞏固廣東的

革命專政這一問題上。再也沒有提過甚麼土地革命了。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中

全會以後，他對國共合作前途已不感樂觀，又從新強調土地革命。上述廣東區委的主張，就

曾獲得他的支援。一九二六年底，他到達武漢以後，他所注意的是反蔣陣線的形成，因而又

不重視農民土地問題了。

鮑羅庭在中國最能代表斯大林的意旨。他到達武漢以後，和我談到農民問題，曾表示現

在革命的危機，是有人要拋棄孫先生的三大政策，如果這種企圖實現了，一切都將完蛋。他

還肯定的說：“現在土地革命的時機沒有成熟，要先形成土地革命的必要條件。”他專心在策

劃反蔣，因而主張糾正農民運動的過激行動。從鮑羅庭的這些態度看，不僅他個人修正了他

前此在廣東時（一九二六年下半年）的態度，而且莫斯科對中共的指導一直也是以完成國民

革命為重點，土地革命的政策就顯得動搖不定了。

國民黨重視農民問題有過於工人問題。孫中山先生早就在他的三民主義中，提出了平均

地權的溫和主張。一九二四年改組的時候，孫中山雖沒有接納鮑羅庭那種激進的土地革命政

策，但卻制定了擁護農工利益的政綱，並提出了“耕者有其田”的口號。不少國民黨人覺得

他們應向農民爭取廣泛的支援，而且多少有些重農輕工的觀念。（例如：國民黨的檔案中總是

先“農”後“工”的稱為“農工運動”；中共的檔案中，則先工後農的稱為“工農運動”，即

為一例。）

國民黨重視農民運動的政策，頗有表現。農民協會組織章程的要點，是孫中山先生在一

九二四年春核定的，國民黨中央黨部早有農部的組織（遠在中共中央有農民部組織之前），各

級黨部也先後建立同樣的機構，國民黨中央曾陸續撥出可觀的經費，辦理農民運動講習所，

派遣許多農運特派員，分赴各地推進農運等等工作。不過事實上國民黨的農運工作多委派中

共黨員實際執行，尤以基層工作為然。

國民黨在農民運動上與中共一直處於竟爭的地位。兩黨在農民政綱上，基本上雖沒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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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回憶》第二冊

大出入；但國民黨人總認為農民運動應由國民黨名副其實的加以領導；而中共表面雖然推重

國民黨的領導權，但實際上則有當仁不讓的氣概。在手段上，國民黨側重由政府自上而下，

以法令來改善農民的生活；中共則著重自下而上，發動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