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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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下令進行的野蠻轟炸就是小巫見大巫了。1943年7月漢堡的大火中，皇家空軍一次炸死的德國人比英國在整個二次大戰死的人還多，至少有4。5萬婦女、兒童、老人（年輕人正在服役）在大火中喪生。漢堡被炸燬一半，40萬人無家可歸。731皇家空軍轟炸機在漢堡投下了大量4磅重的燃燒彈引著屋頂，30磅重的高爆彈穿透房屋，摧毀道路，截斷消防人員。迅速蔓延的火球產生一種天象——風暴性的大火把氧氣吸到了它的中心地帶，“像一隻大的風箱，產生一陣陣強大的氣流，颳著屍體、樹木和建築物的殘體在攝氏800度的熱空氣中飛行。”一位倖存者說風就像“魔鬼的笑聲”。

發出悽慘叫聲的“火人”在街上奔跑，“幼小的孩子粘在人行道上像燒烤的鱔魚”，一些人跑進地下室或防空洞，但“火焰吸走了這些地方的所有氧氣，居民感到窒息，肉體被燒烤著。如果火焰穿透倒塌的牆燃燒進來，他們就會化成“厚厚的、油油的黑塊兒”。或者留下一片德國人所稱的燃燒汽油彈人體凝縮塊兒。

指揮“丘吉爾轟炸行動”的阿瑟·哈里斯爵士後來寫道：

告訴我哪次戰爭是道德的？用刺刀捅進人的肚子，那是道德的嗎？他們會說戰略的轟炸會涉及無辜的平民，平民總會捲入到大戰之中。

以前的戰爭是以包圍主要城市終結的，包圍城市的思想是什麼？切斷供需，使城市裡的人捱餓，直到他們吃完最後一條狗、一隻貓、一隻臭水溝裡的老鼠，再餓死，同時包圍的軍隊會把所有能弄到手中的炸彈儘可能扔進去，不管落在哪裡，促使人們投降。

包括吉米·杜立特爾在內的一些美國人反對美軍不加區別地轟炸德國平民。一位空軍上將寫道，“我們決不允許戰爭史將我們宣判為戰略上轟炸過平民百姓。這樣的行為絕對會使德國相信，我們就是他們所說的野蠻人。因為那會相當明顯地向他們表明，這是針對平民的一場大規模空襲，正像事實所表明的那樣。”另一位上將則抗議“屠嬰計劃”。

但羅斯福對陸軍部長斯蒂姆森說應該教訓教訓敵人。他寫到，“最重要的是讓每個德國人都知道德國是一個戰敗國，他們已失敗了，不論對集體還是對個人，這種事實必須讓他們有切膚之痛，讓他們不敢再輕舉妄動。”

美聯社的一篇文章繞過審查，向國內透露“盟軍空軍將領早已下決心採取對德國人口稠密區進行有意識的恐怖性轟炸，加速希特勒的覆滅。”這一舉動令空軍將領緊張了好一陣子。一位空軍人士曾提醒人們注意“全國上下對空軍所具有的嚴肅認真性考慮所產生的後果，因為我們一直宣揚只精確轟炸軍事和工業目標”。但羅斯福對這種“野蠻”之戰也不覺得有什麼不妥。相反他在這些大屠殺中看到了一些不同的東西。“這是一種美國人在對日戰爭中可能成就的戰果的精彩預演。”正像一位曾經獲獎的歷史學家理查得·富蘭克林所寫的那樣：“在轟炸歐洲的過程中，最重要的是將所有的道德障礙踏在腳下為使用大規模的空中轟炸掃清道路，即使摧毀目標已包括了大規模無辜平民的死亡。”

1945年2月3日，美國轟炸機在柏林炸死了至少3。5萬人。2月14日，在德萊斯登英美又燒死了4萬人。科特·馮尼格特在他的小說《第五號屠場》中記錄了這個時刻：“德萊斯登現在像月球，除了礦石，一無所有。燙人的石頭周圍佈滿了屍體。”馮尼格特描寫“一根根木頭躺在人行道上”，那是在轟炸中喪生的人。

今天有後見之明的人們談到1945年3月時，會說那時已“接近戰爭尾聲”，德國馬上就要戰敗。但太平洋戰場上卻不一樣。傷亡增加，戰鬥更激烈。厄尼·派爾說道：“太平洋戰爭漸入白熱化，一天更比一天慘烈，越靠近日本本土，局勢就越困難，對我來說如煉獄般的日子還要再過上幾年。”厄尼沒說是幾個月而是說幾年。

比利·米切爾早在20年前就告訴美國怎樣收拾日本。“日本城市密集，到處是‘紙張木頭和其他易燃燒的建築物’，這是我們見到的最容易攻擊的大片目標。投射燃燒彈將把整個城市化為灰燼。”1940年初，美國空軍將領克萊爾·陳納德寫信給亨利·阿諾德將軍，“500架美軍飛機在本州和九州蔥鬱的竹林中投擲燃燒彈，可燒燬日本帝國工業的心臟。”亨利回信說：“美國只關心準確命中軍事目標，使用汽油燃燒彈轟炸城市和我國打擊軍事目標的政策宗旨相違背。”

但總司令感覺不同。“雖然阿諾德和飛行員們反對這種建議，羅斯福卻對這個建議感到高興，命令最高內閣官員在這個專案上下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