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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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足以說明，為什麼中、日外交家或國民黨與共產黨談判人員雙方的譴責之辭，沒有比“缺乏誠意”一語更厲害的了。

性本善的主張，表述在著名的《三字經》　的開頭幾句話裡。這《三字經》　是中國世世代代每個學童最早學習的書，它反映了孔子（論語）的思想。它裡面這樣寫道：“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習相遠。”這就難怪西方傳教士關心原罪的優鬱思想，很難戰勝這種比較樂觀的儒家觀點了。

在政治上，理學家認為君王必須瞭解真正的治國之道，並透過道德上自我修養成為聖人。在實踐上，正統理學主要強調人在道德上的提高。透過研讀經書和考試製度，它變成灌輸儒家忠孝等原則的愈來愈有效的工具。對個人來說，這種哲學主要是一元論而不是二元論，因為“理”和“氣”是相輔相成，彼此協調的。它沒有提出地獄、天堂和個人永生之說，也沒有提及人格化的神。

明朝趕走蒙古人，重新建立中國人在中國土地上的統治（1368…1644）之後，宋代的理學思想由於其無所不包，成了束縛中國人的思想的緊箍咒。明代皇帝就拿它作為統治的工具。朱熹的哲學體系成為教條。孟子成為孔子以後的最大聖人。四書五經成為所有雄心勃勃的人士的精神食糧，好像中國社會退回到它自己的傳統文化就能找到庇護之好，好像保留一套已有的思想體系就能保護它自己似的。這個時代開始推行有名的“八股文”，這是一種講究排偶對比的文體。它的影響可以從人們習慣於寫四六驕體文以及用對偶句來表達任何思想這一點上看出來，這也是中國傳統文體的特點。

中國的軍國主義

粗暴的人當然受儒家學者的輕視，因為後者認為，一個人藉助於暴力，就表明他不能以理以德服人。有句相沿已久的話叫“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這表達了以德治國的文人的思想，他們利用一切機會來貶低以武力取得權力的武士。貶低兵士的做法在舊中國的價值體系中是根深蒂固的。然而，歷史上很少有什麼帝國能比中國具有更令人難忘的戰績。每個朝代都是靠兵力定天下的。在漢、唐、明初或清初這些強盛的朝代，強大的遠征軍曾越過中國邊界，進入越南或朝鮮，或者穿越蒙古和中亞的不毛之地。也有過一連幾十年，叛亂的遊牧部落、皇家軍隊和外國侵略者不斷逐鹿於本國大地的情形。遊牧民族征服者所建立的王朝，實際就是靠職業的武士階層來支援的。

然而，中國的軍事傳統與歐洲或日本的型別不同。一旦王朝建立之後，政府便重文輕武。建立王朝，非武人不可，但他和他的子孫總是發現，透過文官以聖明之君的身分來治理天下，比較容易。這無疑是由於中國的經濟大權總掌握在行政官員、即以稅收取得財富的官僚手裡，而不是在那些靠劫掠取得財富的武士手裡。像伊麗莎白女王時代或中世紀時代日本那樣，在海上冒險劫掠，使國家靠海外所得而富強的時代，在中國歷史上是找不出來的。其原因之一無疑在於中國的封土列茅制度早已消失。在中國，武人被文官取代的事比日本大約早出1　〕　厭）年。正如美國的商業社會寧要文官政府而不願武人當政一樣。中國的官僚政體總是力圖避免任何獨立的軍事力量掌權。

在政治實踐上，這意味著中國的施用武力問題主要是警察維持治安的問題，意味著怎樣對一批非武裝的定居百姓保持監護，怎樣調集足夠力量來鎮壓那些可能變成土匪的人。一旦朝代奠定之後，在長城以內就毋需攻城摧敵的部隊了。於是就經常發生這樣的問題，即如何使中國本土的警察制度適合於在邊疆抗擊草原專業武裝力量的需要問題。中國農民不同於蒙古人或滿洲人，他們根本不能形成全民武裝的局面，投入到與自身生死枚關的部族或民族戰爭中去。像日後的毛主席那樣，中國的那些統治者總是渴望使每個農民也都成為戰士，但這至多隻能產生一支防禦的而不是出擊的力量。直到近代，中國軍隊還多半像一支民工隊伍，是在緊急之秋用徵募辦法建立起來的，就像徵調廉價勞力去修長城、挖運河或修築滇緬公路一樣。

因此，中國的軍人始終是國家官僚機構的一部分，靠國家經費供養，並且易於貪汙腐化。但是，中國的軍事機器與今日工業國家靠技術裝備起來的軍隊不同，它並不是經濟的主要組成部分。它維護王朝的秩序和統一，這意味著維護國內的和平與繁榮；但中國維護社會秩序的首要辦法是灌輸社會行為的正統原則（禮），其次是利用獎懲這種恩威兼施的辦法。使用武力來維持秩序，被認為是最後一項手段，表示承認教誨和勸誡已經失效，並且也許顯出這個政權已失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