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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是一種比較簡單的、封閉式的、消極被動的娛樂,比起我們的國際上的同齡人,仍然可以找到一些差異:

第一,玩的精神。有一次和美國朋友聊天,我談到北大的學生往往在玩的時候有一種“罪惡感”,一邊玩一邊怪自己“墮落”,因為大部分中國學生都經歷過漫長痛苦的應試教育階段,在他們的心中,玩總是有一種負面的色彩在裡面,必須節制。美國的朋友大聲驚呼,這正好和美國學生對玩的態度相反,美國學生覺得不能夠出去玩、不得不天天學習是一種很不“酷”的事情,他們經常抱怨的是“Ican’tbelieveIhaven’tgoneoutfortwoweeks!”(我簡直無法相信居然有兩週沒出去玩了!)。而且,對於那種埋頭讀書的人,在大學中被稱為“nerd”(猥瑣的書呆子),每個人都儘量避免被別人看成nerd。因此,playhard是一個成功的大學生必須要具備的素質之一。後來在我去美國Tufts大學和在摩根實習時,都有機會和美國孩子一起同住同玩,即便是在最繁忙的工作和期末考試階段,大家仍然有一種“workhard;playhard”的精神。我們在實習的時候往往工作到半夜兩點下班,然後大家去蘭桂坊狂歡到三四點,第二天繼續九點半回來精神抖擻地上班,公司的美國高層就非常欣賞這種“硬朗”的作風。中國的學生,如果沒有在大學裡養成良好的“玩”的習慣,看起來還是要適應一段時間的。

第二,玩的文化。在中國的大學文化中,玩的功能就是娛樂消遣;在美國的大學生文化中,玩更重要的還有一個功能:社交。這也許不僅僅是文化差異,事實上我們看到,中國大學生交際的圈子比較狹窄、固定,而美國的大學生交際的圈子一直處於高度流動的狀態。這兩種不同的人際交往的常態文化,既決定了“玩”的功能不一樣,也反過來決定了玩的內容有所不同。在西方文化中,玩的一個很重要的目的是去新的地方、認識新的人、和新的人一起體驗新的好玩的感覺。儘管這些話聽起來很簡單,但是一想到我們98級法學院畢業的時候,還有那麼多的同學之間從來沒有說過話或者彼此不認識,我就不由得苦笑。

其實,擴大自己人際交往的範圍也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情,關鍵在於要有積極參與的心態,每個人都要有樂於互相介紹朋友認識的熱情。在大學裡有的人甚至連班級組織的春遊活動都沒興趣參加,這種在人際關係上的懶惰和消極實在不好。另外,除了和你班級裡、同宿舍、老鄉、高中同學之外的朋友一起玩,想一想為什麼你在和你的朋友玩的時候不帶上他們不認識的新朋友去呢?或者為什麼不主動提出去參加和你並不那麼熟悉的朋友的活動呢?也許一開始感覺有些不自在,但是當你能夠很快習慣並和他們打成一片的時候,你會發現你的人際交往能力已經得到了提高,而也許正是由於你交際圈子的擴大,你會發現意想不到的機會和故事出現在你本來平凡的生活裡。

(五)辯論的話題

辯論,是我希望與大家分享的最後一個話題。

從我的初中開始,“大專辯論賽”就突然成為了中國電視收視率極高的一個節目。電視媒體驚喜地發現,大學生辯論賽擁有吸引觀眾的所有要素:衣冠楚楚的辯手和富麗堂皇的辯論會場構成了優美的形式,引經據典的辯詞和唇槍舌劍的辯論構成了令人愉悅與刺激的內容,優雅的主持人和幽默的嘉賓帶來了明星效應的光環,另外,任何觀眾能夠對每個臺上的辯手品頭論足並且做出自己認為誰該勝利的判斷,甚至還可以意猶未盡地和家人同事對辯題繼續討論——這一切正符合電視節目參與性、互動性的國際潮流。最後,家長們一般還會結合節目對孩子們做出種種鼓勵或者教育,節目的寓教於樂性又成為了一個亮點。而大學生辯論賽的辯手藉助媒體的強勢,也迅速成為了許多學生心目中的偶像,辯手身上被認為集中體現了口才、機智、淵博、好學等等優點,成為了許多不能上電視而內心深處渴望被關注的學生模仿的物件。辯論之風一時間也風靡校園。

到了北大之後我進一步發現:北大人好辯,北大人也辯得好。長於思辨,勇於懷疑,敢論天下事,一直就是北大學生心中自我定位的形象和氣質。北大的一位教授說,北大的一個目標,就是要培養訓練有素的懷疑者。懷疑者當然比較喜歡和人辯論。

而我參加辯論賽之初,只是把它當作一種好玩的遊戲。遊戲總要有輸贏,目的是滿足人類爭強好勝之天性。不管辯論雙方如何鬥智鬥力,或者口若懸河,有戰國說客縱論天下之勢,或者言辭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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