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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十二日,高士廉、韋挺、岑文字撰寫《氏族志》初稿完成,將此書呈獻給李世民。

李世民親自審稿《氏族志》,看到高士廉他們將山東士族、黃門侍郎崔民乾的博陵崔家及清河崔家、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列為第一等,大為不滿,立即將高士廉、韋挺、岑文字召進宮,當面說出自己的四點意見:

“其一,朕跟這五大門閥士族沒有任何私人恩怨,對他們不存在任何偏見;

其二,山東五大門閥士族和江南的琅琊王家、陳郡謝家,早已經衰微沒落,也早就退出了朝堂高位,他們僅僅靠家族的餘暉,以‘賣婚’收取鉅額彩禮、榨取錢財,德行與才能都很低劣。朕很不理解,這樣的家族憑什麼得到尊重?

朕聽聞魏侍中(魏徵)為自己兒子娶太原王家女,光聘禮就要七十萬貫。據說博陵崔家的聘禮更高,要一百萬貫;朕曾想把自己的女兒高陽公主下嫁給房司空(房玄齡)的長子房遺直,房遺直卻直接拒絕說:我只想娶五姓女,不想當什麼駙馬都尉。朕甚是惱火,難道朕的公主,還比不上五姓女嗎?

其三,朕本想以當朝的品位次序作為標準來分高下,讓你們這些為大唐帝國作出貢獻的人顯貴,你們為何卻讓崔民幹這麼個小人物位居一等?

其四,以當朝的品位次序作為標準,再次修撰《氏族志》。”

高士廉、韋挺、岑文字連忙回覆道:“諾!”

高士廉退朝後,覺得修撰《氏族志》非常棘手,自己有些力不從心,無從下手,於是急召袁天綱夫婦來高府商議。

袁天綱與高淑行一聽阿耶高士廉有要事相商,急忙趕到高府。高士廉便將今日進宮,李世民將《氏族志》的修撰意見覆述給他聽。

袁天綱聽罷,微微一笑,說道:

“泰山大人,魏晉時期實行九品中正制,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誕生了清河崔家、博陵崔家(清河崔家的分支)、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大唐剛定鼎關中時,為了管理好山東地區,就充分任用山東士族。高祖(李淵)曾詔命潁陽鄭家出身的鄭善果為山東道撫慰大使,博陵崔家出身的崔民幹為山東道撫慰副使,到山東招撫各郡縣。”

高士廉聽得連連點頭,袁天綱繼續娓娓道來:

“雖然大唐建立後,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已經沒落,但是衰而不僵。舊士族雖然在政治上逐漸失去了優勢地位,但是由於他們‘血統高貴’,在社會上仍享有相當高的威望,擁有較高的社會地位。大唐的領導核心──關隴軍事貴族集團,雖然在政治上握有實權,但就社會地位來說,尚不足以與舊士族相抗衡。

自魏晉以來,山東五大門閥世家為了保持士族的血統,嚴格實行‘內婚制’,也就是‘門第婚’,恥於與庶族通婚。

於是乎關隴軍事貴族集團包括皇室在內,也想透過與四大家族聯姻來提高社會地位,聖上將侄女和靜郡主下嫁給了河東薛氏的薛元超,即使娶到了皇室女,官至宰相的薛元超仍然以未能娶五姓女而抱憾終身,曾說:‘平生有三恨,始不以進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國史。’

房司空(房玄齡)、李英公(李積)、魏侍中(魏徵)等庶族出身的名臣也爭相與山東五大門閥士族通婚,甚至連隱太子妃鄭觀音就是出自潁陽鄭家。”

說到這,袁天綱一提起“鄭觀音”的名字,就自然而然地想起其女李婉順!他的思想就開了小差,說話停頓下來。高淑行這時也發現了他的微妙心理變化,向他投入專注的目光。

袁天綱感觸到高淑行投來的目光,馬上調整思緒,繼續說道:

“舊的門閥觀念,必然有礙大唐帝國的中央集權,有損皇權的權威樹立,同時也阻礙了跟隨大唐帝國建立功勳的關隴軍事貴族集團,比如長孫司徒(長孫無忌)、李衛公(李靖)及您高申公(高士廉)等;及庶族出身的地主官僚,比如房司空(房玄齡)、李英公(李積)、魏侍中(魏徵)等。因此,聖上修訂《氏族志》的初衷,就是在政治與社會地位上打壓這四大家族,鞏固大唐王朝的統治。”

“說得精闢!那怎麼修訂才能讓聖上滿意?” 高士廉急迫地打斷了袁天綱的話。

“再次修訂《氏族志》時,應以李姓皇族為第一等,外戚其次,把清河崔家、博陵崔家、范陽盧家、潁陽鄭家、太原王家五大門閥士族降為第三等。同時,建議聖上下《禁婚詔》,嚴令五大門閥士族不得搞‘內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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