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精於天文——傅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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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奕，唐初學者，唐相州鄴人，精天文歷數，生前多次表奏廢除佛教，都沒成功。

傅奕，在漢王楊諒屬下任儀曹，楊諒欲起兵反叛朝廷時，問傅奕：“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詭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楊諒聽後很不滿意。不久楊諒果然兵敗，傅奕雖然倖免死罪，但也被貶到扶風郡任職。

此時，李淵任扶風太守，曾以禮相待傅奕，後李淵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師，拜為太史丞。時任太史令的庾儉因其父庾質曾談論占候，違忤煬帝旨意死於獄中，他以此為鑑戒，並恥以數術進身，遂薦傅奕自代。傅奕遷升太史令後，卻屢次排毀庾儉，而庾儉並不懷恨他，人們都讚揚庾儉仁厚而稱讚傅奕率直。傅奕還贊助唐高祖設定參旗、井鉞等十二軍號，並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頒行於世。

南北朝以來，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鑑於這種情況，傅奕上奏《請廢佛法表》，請求廢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情況，“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慾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情況，傅奕認為主要是“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

在傅奕看來，只有遵從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學說，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站在儒家、道家學說的立場上反佛教的。他還列舉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盛行的弊病，請求唐高祖“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為了說服唐高祖，他列舉了庖犧氏至漢高祖，歷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因此，他請求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恆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傅奕隨同《請廢佛法表》一起上奏的還有“益國利民”十一條，原文已佚。

傅奕再次上《請除釋教疏》，主張禁斷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壽夭，由於自然”的唯物論觀點。在教權與皇權的鬥爭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權的一方，進一步陳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國家的興衰治亂統統歸之於佛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因為他只看到了佛教“亂儒教化”的一面，而對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維護其統治則視而不見。

傅奕的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詔令百官議論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較多，唯有太僕卿張道源支援傅奕的主張，而中書令蕭瑀帶頭髮難，攻擊傅奕為妄說：“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但傅奕不畏權勢，與蕭瑀唇槍舌劍，激烈論爭。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對，明概在《決對傅奕度佛僧事》中說：“釋迦憫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敦勸善以誘賢，制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佛教不僅是為了治天下而產生，而且其功能也並不比儒學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樸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制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出於釋迦，其揆一也。”蕭瑀最後一合雙手，喃喃地說：“地獄所設，正為是人。”那麼還有什麼必要排斥佛教呢？於是由傅奕引發的這場爭論終李淵一朝不了了之。

唐高祖厭惡沙門、道士“苟避徵徭，不守戒律”，又見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認為傅奕的奏疏頗有道理，於是依從奏疏，事實上，由於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以及寺院內部的混亂等，世俗王權在利用佛教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遏制。李淵釋出《沙汰僧道詔》，雖不像傅奕建議的那樣徹底廢除佛教，但其整頓、純潔宗教的想法顯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傅奕反佛建議的回應，李淵說：“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變，託號出家，嗜慾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里，周旋閫閫，驅策畜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跡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變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萎，有穢嘉苗；類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亂與不潔，不進行整頓與淘汰怎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