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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和為貴;歡迎包括李宗仁在內的所有國民黨軍政負責人來大陸探親、訪友、觀光,我們將給予各種方便和協助,並保證他們來去自由。在此期間,中共中央還發出《關於加強和平解決臺灣工作的指示》,並設立了對臺工作辦公室,有徐冰、羅青長、童小鵬、凌雲等參加,周恩來直接領導,李克農、羅瑞卿具體負責。1956年7月,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正氣日報》主筆、總編、蔣經國的私人秘書曹聚仁來北京訪問。16日,周恩來在頤和園會見並宴請曹時,進一步闡發了國共第三次合作的思想。曹試探地問周恩來關於和平解放臺灣的談話究竟有多少實際價值。周恩來說:‘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麼不可以來合作建設呢?我們對臺灣決不是招降,而是要彼此商談,只要政權統一,其他問題都可以共同商量安排的。周恩來希望曹將此訊息轉達給臺灣當局。1956年8月14日,曹聚仁在《南洋商報》上發表題為《頤和園一夕談——周恩來總理會見記》的文章,公開報道了周恩來關於‘第三次國共合作’的重要談話。在臺灣的國民黨集團對中共的和談呼籲雖持消極態度,但為了摸清中共的真實意圖,也作了一些謹慎的反應。1957年,蔣介石在臺北召見當時在香港負責國民黨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時報》的許孝炎,示以‘知已知彼,百戰不殆’的原則,決定派人赴北京剌探風聲,瞭解中共是否以‘和’呼籲為煙幕而對臺灣用武,以便制定相應的對策。蔣介石還提出人選問題,即不擬臺灣派出,應在海外選擇。許孝炎當即提出三人供蔣介石選擇:曾任‘立法院長’的童冠賢、曾任‘立法院秘書長’的陳克山和‘立法委員’宋宜山,蔣最終選擇了宋宜山。蔣之所以選定宋宜山,原因有四:第一,宋宜山對國民黨一貫‘忠貞’。宋早年畢業於南京國民黨中央黨校,後被派往美國留學。回國後一直在國民黨中央黨部供職。國民黨自南京退敗時,宋任國民黨組織部人事處長,可謂久經考驗。第二,國民黨退臺後,宋任‘立法委員’身份較為靈活,官式意味較輕。蔣不願派一名官式身份過重的人前往。第三,宋的親兄弟宋希濂為國民黨戰犯,當時正在中共戰犯管理所改造。宋北上萬一被人發現,亦可以說是去那兒探親。第四,宋宜山系湖南人,而當時湖南同鄉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也在北京,對話比較方便。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經廣州乘火車赴北京,當日即會見了唐生明。唐當時是受中共中央統戰部委託出面接待的。第三天,按照周恩來的安排,唐生明陪同宋到北京東興樓飯店用餐。在餐廳裡,周恩來接見了宋宣山,曾與之交談。爾後由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李維漢出面與宋宣山具體商談。商談中,中共方面表示:國共兩黨透過對等談判,實現和平統一;臺灣為中國政府統轄下的自治區,實行高度自治;臺灣政務仍由蔣介石先生領導,中共不派人前往干預;國民黨可派人到北京參加對全國政務的領導,外國軍事力量必須撤離臺灣海峽。宋宣山在北京期間,還參觀了石景山鋼鐵廠、四季青農業合作社、故宮、頤和園,還去功德林戰犯管理所探望了胞弟宋希濂。5月,宋宜山返回香港,根據北京之行的觀感,寫成15000字的報告,經許孝炎轉呈蔣介石。報告除彙報了與周恩來、李維漢見面商談的情況外,還敘述了北京之行的各種見聞,反映了中共治理下的祖國大陸呈現的勃勃生機。但,正當國共和談的步伐剛剛邁開時,中國大陸開展了嚴重擴大化的反右派運動。許多同中共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朋友,被錯劃為‘右派分子’。這不能不對海峽彼岸的國民黨集團產生消極的影響。1958年夏季,中共炮擊金門的舉措震驚了臺灣當局和美國。美國加緊推行‘劃峽而治’的陰謀,與臺灣當局‘###’的方針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一矛盾反映了蔣介石對美政策的兩面性和維護‘一箇中國’立場的民族性。為此,中共中央作出令世人皆驚的異乎尋常的決策:停止炮擊金門,實行‘聯蔣抵美’政策,讓金門馬祖暫留在臺灣當局手中。8月的一天,毛澤東接見了國民黨派來了解情況的曹聚仁,並談了話,有意將此意圖透過曹轉告臺灣。曹在《南洋商報》上透露了此事。10月6日,毛澤東以國防部長彭德懷的名義發表了《告臺灣###》。向國民黨當局建議舉行談判,實行和平解決臺灣危機。在此之後,又在公開場合多次發出呼籲,同時透過秘密渠道與臺灣當局接觸。1958年10月,在《告臺灣###》發表的同時,中共中央採取了另一個行動,即請與國共兩黨高層領導均有私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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