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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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裡沒有一點學習時間，原來學的東西也會忘盡了的，這就浪費了6年中學教育。這多麼可惜，多麼傷心，又多麼殘酷啊！

老師，倘叫我這樣下去，腦子會生鏽的。

敬愛的老師，我真過不慣這種生活，我請求您，哀求您，望您費心地叫學校給我找一個工作吧！

這封信雖然是1958年寫的，但其中所反映出的知識青年回到農村後的苦惱，同樣反映在60年代的回鄉知青身上《在農業勞動中鍛鍊成為一個堅強的人——復焦洪瑞同志》，《中國青年》，1958年第1期。。據1962年團中央青農部的統計，安心留在農村務農的回鄉知青，僅佔回鄉知青總數的30％左右，不安心的主要原因，除了生活艱苦、勞動過於勞累之外，深感在農村“沒前途”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三年災害之後的中國農村，在經歷了十分短暫的恢復階段之後，緊接著是一連串政治運動的困擾，農民普遍的生產積極性尚且無從發揮，知青個人的才幹、他們所學的文化科學知識又何來用武之地？儘管各種宣傳機構一再宣傳農村需要有文化的新農民，並樹立一系列在農村大有作為的知青典型，但這些典型所具備的條件，並非大多數知青都能具備，何況有些典型本來就是人為樹立的結果。從小在農村長大的回鄉知青，對農村的現實往往比城市下鄉知青更瞭解，許多人在考不上學，知道自己只有回鄉生產一途時，就已十分消沉，回鄉之後的現實更使他們失望。這種現實雖然是回鄉和下鄉知青所共同面臨的，但在城市知青尚且被動員下鄉的情況下，回鄉知青明知自己進城的可能愈加渺茫，尤其是女青年，唯恐會“圍著鍋臺轉一輩子”，因而更為悲觀。

除了對自己前途的憂慮之外，從學校出來的學生與農民難免發生種種矛盾衝突。在當時特定的環境下，這些矛盾產生的原因是相當複雜的。其中一些，屬於知青缺乏社會經驗，缺乏對農民的理解，對周圍環境期望過高，因而做出過激行動，甚至不自覺地為極左路線充當了馬前卒，導致了自己與農民的對立。如據當時報道，經常有青年因對隊上幹部和社員私分糧食、做投機買賣不滿而提出批評，遭到幹部的報復。還有報道說安徽宿縣有個知青，父親是鐵匠，由公社工廠下放回到農村自由營業，他回鄉後就和父親一起幹，對父親看人議價、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思想很不滿，常和父親發生口角，很害怕自己將來會走資本主義道路等，今天來看就未必全是農民一方的不是，至少需做一些具體分析。還有一些，是因農民本身存在的種種落後性，以及農村幹部的作風不正引起的。而更多的情況，則是各種因素錯綜糾結在一起。1964年團中央青農部曾在遼寧省蓋平縣九壟地公社古家子大隊對回鄉知青的情況進行過一次調查，是很有普遍性的：

這個大隊到1962年為止，共有96名知識青年回鄉，其中高小以上84名，初中、高中17名。知青們愛提意見，對不合理的開荒、勞力分配不當和黨團工作都提過意見。1962年1月，知青又和隊裡鬧了一場“大字報風波”。

起因是這樣的：當年隊裡有13戶人家紡草繩，其中9名是幹部。他們用的草是隊裡以每斤1�5角賣的，紡成繩後，每斤的議價是3角，一天可掙20來元，而在隊裡勞動，一天只能掙1元。不少社員背後有意見。念過8年書的於耀江氣不過，就寫了一張大字報，說草是集體的，不能只肥了幾戶，建議隊裡提高草價，說紡草繩過高的利潤就是剝削，把這張大字報貼到了大隊辦公室牆上。隊幹部很惱怒，說：“你亂提什麼？若不叫共產黨領導早就揍你了。滾出去！你一年才掙800分，你沒有提意見的資格。”說著就往外推。高中畢業生劉福全看到不公，也寫了一張。第四天高中畢業生伊正和也貼出一張大字報表示支援。於耀江不服，又貼出了兩張。一時間滿牆都是大字報。黨支部連續三天找他們，說大膽提意見是好的，但意見提的不切實際。青年不服氣，党支書煩了，說他們是“鑽空子”、“攻擊”、“臭理論”。黨支部說是團支部發動的，叫團支部做了檢討。事情總算沒有鬧大，於耀江也算接受了教訓，他說，吃一塹長一智，咱這個四稜木頭算從圓眼鑽出來了。書包　網　。　想看書來

回鄉知青的處境（5）

這個隊的團支部舉辦業餘技校，要求青年都參加，初中以上青年有意見，說都學過，有這工夫不如學點別的。有5名知青想考大學或高中，一般都在業餘時間看書。於耀江張羅三四年了，加上身體不好，1960年沒掙到800分，1961年掙了800分，1962年就掙到2700分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