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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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3月20日，首都《紅衛兵報》以《西雙版納來信了！》為題，報道了首批赴滇的紅衛兵小將的訊息。信中表示，決心做一顆紅色種子，在邊疆生根、開花、結果；獻身於祖國的橡膠事業，給我們的紅司令毛主席爭氣，給中國人民爭氣。信中彙報了當地“階級鬥爭非常複雜”的種種現象：國民黨殘匪、緬甸反動派時常派人來破壞；當地是和平土改，土司、頭人以前還有勢力，經過“###”被打倒了。傣族青少年起來大破四舊，寺裡的和尚都出來勞動，潑水節等舊風俗也已經破除。表示“抓住階級鬥爭這個綱，在階級鬥爭大風大浪裡鍛鍊自己”。信中傾訴了準備經受任何鬥爭考驗而決不動搖的堅定信念，“虎豹毒蟲渾不懼，開天鬥地創新宇”。而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向全市高中、初中畢業生髮出倡議：“立下革命志願，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樂在天涯戰惡風’。”這表明，作為中學紅代會喉舌的《紅衛兵報》，希望用赴滇知青的榜樣來加快上山下鄉的步伐。這實際反映了當時官方的意圖。

（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員

曲折、何方方、李鎮江等人都是以集體組織的方式到邊疆插隊、插場的，與此同時，一名普普通通女學生卻選擇了一條更為徹底的“農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過的蔡立堅。一個缺少生活經驗的城市女學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貧困的小山村落戶，遇到的困難自然比集體下鄉要多，但蔡立堅卻毅然決然地走上這條遠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堅，原名蔡玉琴，下鄉時為表示立志紮根山村幹革命，遂改名立堅。改名是那個時代青年中的一種時髦。舊的名字，因為被認為缺乏革命含義，甚至包含封、資、修的毒素，多被摒棄不用，並代之以鋒芒畢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當然是老紅衛兵風雲人物宋彬彬，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接見紅衛兵代表時，對她的名字頗不以為然，並意味深長地說道：“要武嘛。”從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過，當時最流行的名字還是“###”、“衛東”、“向陽”之類，大有氾濫於天下的氣勢。等上山下鄉運動嶄露頭角，又給了青年學生一次展示革命風采的機會。像曲折（原名不詳），啟程往內蒙草原前，為表示在各種考驗面前永不動搖，決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為顯明繼承革命傳統，緊跟毛主席幹革命的心跡而更名“鐵軍”等等，與蔡立堅的改名，可謂異曲同工。

第一聲號角（8）

蔡立堅選擇一條艱苦的人生道路絕不是一時衝動。她出身工人家庭，父親是北京鐵路局的勞動模範，“###”初又成為“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積極分子”。家庭的薰陶，父母親在舊社會含辛茹苦的生活經歷，使她從懂事時起便對毛主席、共產黨充滿熱愛。

1965年8月，她從北京市長辛店中學畢業。當時，毛澤東關於“一切可以到農村去工作的這樣的知識分子，應該高興地到那裡去。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在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教導，已經給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雋、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蹟報道，曾經使她感動得徹夜難眠，於是萌生了踏著她們的足跡前進的念頭。但她遞交的要求到農村插隊的申請書卻被學校領導拒絕了，理由是“上級沒有這個規定”，“學生應該爭取升學”。一旦“###”爆發，校方的這種態度被說成是“走資派”阻撓她走與工農相結合道路的罪狀。

1966年12月，蔡立堅和三個紅衛兵戰友，學習毛澤東當年徒步考察湖南農###動的榜樣，在嚴冬季節，擎著“紅衛兵不怕遠征難”的紅旗，走上以革命聖地延安為目的地的長征路。途中路過一個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該村位於山西榆次、太谷、和順的交界處，海拔1500米，是榆次縣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戶16口，勞動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輕的勞力也有40多歲。全村耕地180畝，地廣人稀，土地貧瘠，生產落後，農民的貧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堅等人的到達，這個封閉的小山村沸騰起來。而農民的質樸熱情，又使蔡立堅等人有賓至如歸的感覺。第二天，當她們告別鄉親，繼續踏上征途時，蔡立堅已經對杜家山產生了難以割捨的深情。幾天後，她毅然告別同伴，在崇山峻嶺中隻身返回已經離開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澤東發出“復課鬧革命”的號召，遠在北京的學校來信催她迅速返校，參加“鬥，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個農民家，以示在當地“戰鬥一輩子”的堅定決心，隻身回到北京。當時的學校，仍陷於派性組織的爭鬥中，她厭煩了這種人鬥人的場面，寫出“到農村去”的大字報，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