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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梁,即後世之卞梁,故址在今河南之開封附近,戰國時魏國之首都,比鄰秦國。其間,劉邦應該很有可能從大梁去過秦都咸陽,至於在秦國幹了什麼,尚待考證。

另據《魏公子列傳》載:信陵君是戰國後期魏國的上將軍,是聯合齊、楚、燕、韓、趙五國軍民抗秦的大英雄。司馬遷贊其曰:

公子為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裡爭往歸之,至食客三千人。……接巖穴隱者,不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能以富貴下貧賤,賢能拙於不肖,唯信陵君為能之。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魏公子列傳》還具體證實:

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由此可知,張耳因是信陵君之賓客而成為魏國名士,劉邦也因仰慕信陵君賢名,轉而追隨張耳。看來,漢高祖劉邦與信陵君應有師承之緣,而且在其轟轟烈烈、可圈可點的軍事生涯中,明顯帶有魏公子遺風。劉邦稱帝后,仍念念不忘信陵君保國抗秦之功德。以後每次路過大梁,還去祭祀公子。高祖的這些做法,深得南朝著名詩人謝靈運稱道:

二、再評易中天先生之“劉邦崛起之謎”(11)

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觀史嘆古,欽茲盛美。

——見《謝封康樂侯表》《藝文類聚》五十一

毫無疑問,如果布衣劉邦確實是真心“擁護秦朝,忠於秦朝。”②他何以會“嘗(赴大梁)數從張耳遊”,並這樣一如既往地崇敬信陵君。要之,平民青年劉邦之遊,遊的是學問道德,遊的是反秦正道,而絕非所謂“遊手好閒,四處遊蕩”。

至於易中天先生所謂平民劉邦只是個“小地方混混”、“流氓”、“吃喝嫖賭”、“性情###”等俗陋之詞,《史記》、《漢書》中均難覓其蹤影,亦無實據可以佐證,故只能是屬於易氏臆測臆斷之一家之言。

此外《高祖本紀》中,關於劉邦在泗水亭長任上“素易諸吏,廷中吏無不狎侮” 之說,作者認為講的是劉邦與諸吏、志士之間可能存在的特殊組織關係。可參閱本書“劉邦起義”章及附錄“司馬遷與微時劉邦”一文。

當然,談及漢高祖的名字亦難免令人困惑。的確,“劉邦”並不是其真實姓名,其父、祖輩也無名字傳世,此與“帝諱”即中國歷史上的“避諱”風俗與法規有關,而不是如易先生所言,家境貧賤得連個名字也沒有。筆者另有“劉邦其名與中國避諱風俗小考” 一文在後,此不贅述。

約而言之,雖然太史公對披著迷信外衣的“高祖微時”的記述極其簡略,但仍可透過對《史記》的深入研讀,瞭解到司馬遷心中布衣劉邦的真實形象。

那就是司馬遷借陸賈之口,盛讚漢高祖“皇帝崛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生民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王之業,統理中國”(見《酈生陸賈列傳》)之同時,並不以為劉邦是神仙。他確認劉邦也是“學而知之”的賢達,深受反秦思潮影響,具有非同尋常的人生經歷。從而為壯年以後之建功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①

也只有基於如此認識,才能夠讀懂太史公書,才可能對劉邦帶領“豐沛將相集團”舉義反秦,並在號為沛公之後取得輝煌勝利的作為,給予令人信服的評價。當然,人們也就沒有任何理由,將戲辱微時劉邦的責任和根源記在太史公身上。

【參考文獻】

① 王 堯:《司馬遷記述微時劉邦的良苦用心》,《徐州史志》,1988(3):P58…62。

② 安作璋、孟祥才:《漢高帝大傳》,中華書局 2006年版,P1…84。

③ 王靜芝等:《白話史記》,嶽麓出版社1987年版,P110。

④ 易中天:《品三國前傳之漢代風雲人物》,東方出版社2006年版,P157…219。

⑤ 毛澤東:《1962年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毛澤東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P295。

⑥ 王文升:《對毛澤東關於劉邦言論的理介 》,《劉邦研究》,1993年,P4…11。

⑦ 孟慶華:《略論劉邦成功帝業的主要原因》,《劉邦研究》,1992年,P26…30 。

⑧ 聞淺:《“無賴”一詞費思量》,《沛縣漢文化研討會論文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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