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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導致患者染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時有報導。特別是,由於大搞所謂“醫療產業開發”,河南省上蔡縣出現了好多村莊整村人因為賣血導致患上愛滋病的惡性事件……我不禁想起了毛澤東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這不正是“醫療產業化”下我國一些地區現實的寫照嗎?!

有些從不擔心自己如何支付醫療費用的人,總是以“中國是發展中國家”為由來反對政府對醫療衛生包攬太多,這種“飽漢不知餓漢飢”的託詞實在毫無道理。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報告,二○○○年中國衛生總費用只佔國內生產總值的百分之五點三,處於世界末流。其中,居民個人支出高達百分之六十四,而這一比例在發達國家只有二十七。也就是說,發達國家由政府支付的醫療費用幾乎達到了百分之七十,接近我國以前“公費醫療”的水平;而在瑞典、英國等高福利國家,政府支付的醫療費用比例還要更高。即使排除發達國家,這個比重在其它國家也低得多,包括最不發達國家。如果世界上最窮的國家都能由政府負擔近百分之六十的醫療衛生費用,經濟欣欣向榮的中國有什麼理由做不到呢?對這種現狀,就連一貫鼓吹市場化的美國經濟學薩克斯都覺得,中國由政府支出的衛生費用所佔的比例只有區區百分之三十六,是世界各國中最低的之一,中國政府在衛生籌資中的作用太小了。

況且,即使是這區區的百分之三十六,在分配時也被極不公正地瓜分了。在中國,越是有權有勢的人,如各級“公僕”,越能夠享受到“公費醫療”的好處。這些人一旦生病,吃最好的藥,住最好的病房,享受最好的醫療條件,其間花費無論是十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都可以由“公費醫療”解決;即使沒有生病,他們也可以定期體檢、療養。而越是窮人,越需要自己支付醫療費用:國有企業工人雖有名義上的“公費醫療”,但是因為是由企業負擔,而多數國有企業經營的困境,使得這些所謂的“公費醫療”跟我父親單位的一樣,成了一個徒有虛名的擺設;城鎮一般居民、農民則根本沒法從政府的醫療投入中獲取丁點好處。

可見,造成我國居民醫療健康狀況惡化的原因除去“醫療產業化”之外,更重要的是還有一個政府投入嚴重不足的問題:即政府沒有承擔起它對居民醫療健康應負的職責。政府投入的嚴重不足,導致了醫院沒有足夠的錢來維持醫院的正常運轉,進而使得醫院不得不靠坑宰病人、鼓吹“產業化”來維持其必要的開銷。而坑宰病人的惡劣先例一旦開始,就不可能維持在一個適當的限度——所有的江洋大盜都是從小偷小摸開始的,所有的腐敗分子都是從小拿小搞起步的。在一個得到政府默許的惡劣先例鼓舞下,我們原來尊敬的白衣天使們的靈魂一步步受到腐蝕,一部分人最終墮落成專門從事坑、蒙、拐、騙的白衣刀客、白衣惡棍。

就這樣,“醫療產業化”與政府失職互相推波助瀾,造成了我們今天面臨的惡果。目前,大多數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不但不大張旗鼓地搞“醫療產業化”,而且還在儘量避免讓市場力量支配醫療衛生領域,不斷增加政府支出在醫療總支出中的分額。而我國卻反其道而行之,真讓人感到困惑。更令我困惑的是,雖然我國被福布斯評為二○○二年度全球賦稅最重國家排名第四,然而我國的教育投入、醫療投入、軍費開支等指標均在世界末流。請問,老百姓的錢究竟花到哪裡去了?

在我國向市場經濟轉軌以後,在本來靠“看不見的手”調節的市場關係中,隨處能夠感受到政府那隻本不該出現的、“看得見的手”在裡面翻雲覆雨。為此,我們常常抱怨說這是“計劃經濟的遺產”,抱怨說這是“不當干預”。然而,在教育、醫療等的確需要政府幹預的領域,那隻本該出現的、“看得見的手”卻不見了。不奇怪嗎?看看每天在電視上大講學習“三個代表”深刻體會的公僕,再看看老百姓悲慘的生存現狀;看看越來越多的摩天大樓,再看看越來越多的無錢就醫的窮人,莫非真如狄更斯所說的那樣:“一面是莊嚴與神聖,一面是荒淫與無恥”?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十一章 正義無限(2000~2004) 十三、非典型肺炎

二○○二年年底,我透過網際網路得知,在中國廣州地區流行一種怪病,得了這種病發燒不止,最後因呼吸衰竭死亡。而且這種怪病傳播得很快,難以預防。後來又知道,這種病叫“非典型肺炎”。武漢離廣州畢竟還比較遙遠,我們沒有感受到什麼恐慌。再看看《新聞聯播》裡天天說“疫情已經得到有效控制”,也就以為真的控制住了,也就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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