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章：人人盡說江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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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鍾道：“王安石以”三不足“「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銳行變法，但因性格、運氣、舊黨及富豪反對和用人不當，導致變法失敗。“

“這不是很清楚麼？“楊崢嘀咕了聲，從鼻腔裡嗯了聲道：”不錯，王安石的失敗的確如此，由此可見，有良好的願望和動機，並不一定就產生良好的結果。古往今來變法之人，莫不是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朝堂政治危機為目的，然後以”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無論是商鞅也好，范仲淹、王安石莫不是如此，但他們忘記了一點，變法最應該還在於人、勢二字，商鞅變法得益於秦國羸弱不堪，國內人人思變，這是勢，再者秦孝公即位，決心圖強改革，便下令招賢。商鞅自魏國入秦，並提出了廢井田、重農桑、獎軍功、實行統一度量和建立縣制等一整套變法求新的發展策略，深得秦孝公的信任，秦國變法才得以成功，反過來王安石變法，其勢不對，變法之前，用蘇軾的話兒說，自古役人之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五穀……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或有以它物充代，然終為天下所可常行”。還說“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若廚傅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之聖觀”，可見對變法，趙宋一朝，並沒這個勢，再說用人，王安石所依靠都是奸佞小人，即便是最大的支持者皇帝，在變法毫無進展的時候，也開始了動搖，王安石並沒有很好地解決用這兩個問題，因此他的變法除了失敗，還是失敗。“

況鍾默默聽著，時而露出了深思的神色。

楊崢繼續道：“一件事，一個人能存活下來，就必然要有適合它的土壤，環境，它才能成長，壯大，走向你所期望的那樣，否則的話也不過是曇花一現而已？你妄圖改變它，不過是徒勞無功而已？蘇州怕還不具備這個條件，冒然變法，未必是好事？“

況鍾皺了皺眉道：“大人此言卑職不敢溝通？”

楊崢哦聲，道：“此話怎講？”

況鍾端起酒杯喝了一口酒，稍作醞釀了片刻，一臉追憶的道：“我大明建國之初，因張士誠的原因，對蘇州課以重稅，略作懲罰，蘇州本是富庶繁華之地，洪武那點懲罰倒也能承受，隨著洪武爺的勵精圖治，大明的國力是蒸蒸日上，按說江南是應越來越來好才是，可你也看到了，先是百姓的土地越來越少，往日的天堂不再，百姓因為稱重的賦稅紛紛逃離，原先朝廷的官田，竟在一點一點的變少，我大明開國不足百年，區區蘇州之地的良田，竟有七成被轉取得功名者的名下，蘇州是繁華之地，自古王侯公孫，富戶、大戶不少，天災**後，他們趁機購買百姓的土地，讓偌大的蘇州城每年竟有上百萬的賦稅就這麼無影無蹤了，如此以來，繁重的賦稅都落在了日益窮苦的百姓身上，讓本就負擔極重的百姓，有多了許多不該他們來擔的擔子，年復一年他們實際已成了蘇州，不勸，整個大明賦稅最重的百姓，明明是一階百姓，明明只有一畝三分地，給出的賦稅，卻比蘇州城的大戶還要多，反過來那些大戶，富戶、王侯公孫他們本該是朝廷納稅的大戶，富戶，卻因為身份的特殊，擁有數十萬的良田，只因為清單上良田被隱去，上交的稅收竟比不過一戶百姓，這等怪事只怕我大明獨有？“

楊崢心道：“這不是我大明獨有，事實上土地兼併是歷代王朝難以逾越的一個隱痛，任何一個朝代都要面臨這個問題，開國之初，皇帝英明神武，極少有人能糊弄他們，所以土地兼併並不是很嚴重，土地大部分能被朝廷掌握，然後有皇帝劃分成官田，分給天下百姓，朝廷收取賦稅維持國度，所以這個時候，朝廷的局面一般會很不錯，到了中期後，或多或少總有那麼兩個昏君，這個時候土地兼併相對來說要嚴重了許多，愈來愈多的土地，集中到少數大地主、大官僚手中，而農民越來越多地喪失土地，甚至根本就沒有土地，而大地主為了擴大自己的土地，把自由農民的土地透過政治手段和其他卑劣的手段用低廉的價格從農民手中獲得土地。尤其是災年，地主用各種手段讓擁有土地的農民變賣自己的土地和房產淪為佃農。土地兼併往往在一個朝代的後期表現突出，它是封建經濟發展的結果，是地主土地私有制和地主階級力量增強的表現。當土地兼併嚴重時，兩種矛盾突出起來。一是農民與地主的矛盾，二是封建國家同地主的矛盾。這些矛盾的發展將出現兩種結果，一是封建政府採取抑制兼併的措施，使兼併現象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二是直接導致農民戰爭的爆發，因此每個王朝的中後期，土地兼併嚴重是繞不過去的一道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