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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有志之士便站出來,試圖調整治理土地兼併,目的是限制土地兼併,確保自耕農利益,限制大地主利益,以維繫封建統治,保證國家穩定的財政收入。較為著名的有:北魏至唐朝前期實行的均田制,宋朝的王安石變法,以及後來的張居正變法,維持得很,王朝尚能多活幾年,一旦失敗,基本上來得也快,去得也快!“

就在楊崢思想開小差的這麼一會兒功夫,況鍾已喝了兩杯酒湯,繼續說道:“儘管朝廷不乏有志之士對此做出了努力,先後降低稅收,採取強有力的手段打擊豪門地主隱瞞土地的措施,但終究是不得法,每年仍有大量的稅額拖欠下來,以致於作為魚米之鄉的蘇州流傳著一首歌謠:“一畝官田七鬥收,先將六鬥送皇州,止留一斗完婚嫁,愁得人來好白頭。”

農民佃種地主的土地,受到的剝削更為繁重。地租最少也要佔到農民收成的一半以上。蘇州地租每畝有高達二三石。除了高額地租之外,地主還挖空心思地進行額外榨取,百姓苦不堪言,蘇州自永樂年賦稅就一直收不上來,到洪熙年,欠糧392萬石;松江府,從永樂十三年至十九年不得不免徵幾百萬石。宣德初年,蘇州府累計拖欠至790萬石。宣德五年,松江額定徵收田糧的起運部分為43。9萬石,實徵6。6萬石,只徵得15%。實在如有人所說:“只負重稅之名,而無徵輸之實。”從朱元璋時候起就一直頒佈減輕稅額的詔令,但多數情況是朝令夕改,言而無信。因為江南是朝廷的財賦重地,承擔著官僚、勳貴的鉅額俸祿支應。到宣德年間,蘇州的賦稅已到了幾乎不能收繳的地步,大批農民淪為佃戶和奴僕。江南“有田者什一,為人佃作者什九”。不少郡縣有的地主佔有佃戶多達千人。大部分佃戶自己沒有土地,僅有部分生產工具。他們要把產量的六成甚至八成交給地主。地租之外,還要受許多額外的勒索。如承佃時要交“批禮銀”和“批賃”、“批佃”、“移耕”、“寫禮”等錢,逢年過節要獻“冬牲”、“年肉”等禮物;地主下鄉收租要供給酒飯,交租時要挑糧上門。大斗收租,小鬥出糶,更是地主慣用的盤剝手段。廣大佃戶今日完租,明日乞貸,勤勞一年,依然凍餒!“說到這兒況鍾輕輕一嘆道:”人人盡說江南好,遊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於天,畫船聽雨眠。只道江南富庶天下無地可比,可這裡的百姓窮苦還不如蠻荒之地,這還是大明最好的年月,經過洪熙年的調整,陛下登基之初,勵精圖治,與江南多有整治,起其考成之嚴厲,官吏督催不可謂不賣力,朝廷因稅糧缺額而草職查處者也不在少數,稅糧逍欠仍然如此之多,究其願意,並非大明官員不賣力,能力不夠,事實上從永樂後期,來蘇州的知府個個都是正途出身的進士,個個飽讀詩書,與政務上也都是一把一的好手,可與蘇州的治理上效果卻不盡人意,這不是官員不盡力,實則是蘇州百姓太苦了,縱然朝廷體恤,減免賦稅百姓的日子仍不好過,事實上本朝自洪武爺定下的三十稅一的規矩,三十分之一,就是農民把一年收成中的三十分之一一上交國庫,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相當厚道,比起歷朝歷代的稅收都要低了不少,可即便是如此,百姓仍苦不堪言,之所以有這種結果,說到底經永樂的盛世後,洪熙、宣德的承平,朝廷的威嚴不如洪武、成祖爺,加上蘇州富戶、大戶、王侯公孫、地主豪門著實不少,他們透過科舉,不斷的輸送讀書人,這些人在朝廷做官,再反過來為他們說話,久而久之朝廷與蘇州真實情況著實不多,人人還沉浸在天上天堂,地下蘇杭諺語當中,殊不知境牽吟詠真詩國,興入笙歌好醉鄉蘇州,已是田賦重,賦稅拖欠,百姓生活艱難,每年的秋收賣兒弼女不在少數,棄田逃亡大有人在,讓偌大的蘇州城,人口竟不如洪武的一半,說起來如今的天下也算是盛世,可結果如此,天下誰能相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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