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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權,因而,歐洲沒有一個國家能夠超越英國。
從基督教統治到君主專制,是歐洲完成主權國家的第一步。在這個過程中,民族主義有時候與國家主權相一致,有時候並不一致。在那個年代,代表國家主權的是專制王權,隨著歐洲幾個王室的婚姻聯親,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變成專制王權的陪嫁、聘禮,轉瞬之間倒手,換了新主人,是經常發生的事情,老百姓對此往往沒有什麼反應。因為,在任何王權底下,他們的命運都是一樣的。對於各國王權來說,統治權力從來不會因為民族而成為界限。因此,當法國強大的王權成為歐洲奢華、附庸風雅的楷模後,很多王室都以模仿法國為榮。歐洲其他王室宮廷裡,都以說法語為榮,都以模仿法國宮廷生活為時尚。這種現象在後來民族主義高漲的時候,是不可想象的。國家主權與民族主義的充分結合,是在*觀念形成後出現的。
基督教與西方文明現代化的關係比較簡單。大致來說,西方國家的現代化程序,從文藝復興開始到啟蒙運動,再到美國建國,就是一個拋棄基督教,或者說限制基督教的過程,也是一個宗教多樣化的過程。這個過程被稱為宗教自由,直白一點說,就是可以隨便信仰的自由。從現實結果看,西方國家中宗教控制越是統一的地方,富裕程度相對就越低。從盛衰交替的幾個西方國家來看,西班牙、葡萄牙都有強大的宗教勢力,王權所代表的國家主權與基督教統治的界限並不清晰,因而,這兩個國家失去了曾經的霸主地位。荷蘭的宗教複雜,對弱小的世俗政權的影響比較大,因而,荷蘭也未能持久。法國在宗教問題上有嚴重失誤,它既反對一切宗教,又試圖建立新的國教。即使〃理性教〃取代傳統的基督教,但依然是政教合一的翻版。因此,法國未能實現它的抱負。
然而,法國的啟蒙運動實際上為歐洲探索了一種可能。基督教實際上是一種道德統治,當基督教的統治消退後,個人主義至上,追求絕對自由和利益的風氣,因為失去道德約束而蔓延。在這個過程中,啟蒙運動試圖建立一種新的道德體系,他們從中國找到了榜樣。
中國古代也是一個道德統治的國家,與歐洲基督教統治不同,中國的道德體系不借助於系統化的教會或其他宗教組織,而是完全世俗化的道德系統。這讓啟蒙運動的思想家感到興奮,他們看到了中國人獨特的實踐,因此他們試圖在法國乃至歐洲也建立相同世俗道德體系。〃理性教〃是這一實踐的嘗試,但最後依然走上政教合一的歐洲老路。同時,由於追求物質享受的社會風氣在工業革命的推波助瀾下難以阻擋,啟蒙運動後的世俗道德建設並未取得顯著的成果。
美國作為一個新興的西方國家,在宗教問題上與老歐洲相比有顯著的不同。美國確立了宗教自由的原則,從而保證任何宗教都不能因為自己的絕對正確性而挑戰其他宗教或教派,避免了因信仰而產生的社會衝突。此外,美國明確了政教分離的原則,將世俗政權的地位確立在宗教之上。從此以後,政教分離成為現代國家的普遍特徵之一。
回溯中國歷史,我們就會發現,政教分離原則早就是中國的傳統。
中國在漢朝時期出現了本土的道教,但是,道教始終沒有獲得對世俗政權的控制,反而始終受制於世俗政權。唐朝時,外來的佛教影響甚大,中國差一點成為一個政教合一的佛教國家,在唐朝之前的某些小國那裡,已經開始出現這種傾向。但是,中國人以天才的方式,透過和平手段,解決了宗教在社會中的地位問題,政教分離從此成為中國不可改變的穩固傳統。也正因為這一優秀的中國傳統,世界上各種各樣的宗教在中國很少形成教派衝突。明朝的建立藉助了一些宗教力量,但最終也沒讓宗教控制世俗社會。從這個意義上說,西方文明經過教派之間不斷的流血衝突和暴力行為,演變到美國,最終形成政教分離的原則,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其實都是以中國古代為榜樣。面對這樣的事實,我們沒有理由徹底否定中國的傳統,反而更應該重新審視我們傳統中的優秀成分。
西方的現代化程序同時伴隨著宗教地位降低的過程,在中國的現代化程序中,卻總有人試圖加強宗教的地位。其中最顯著的就是西方傳教士。這不得不讓我們想到一個事實:接受西方傳教士宗教傳播的民族,例如黑人、印第安人,結局都很悽慘。試圖在中國強化宗教地位的,也有中國人。康有為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他想借鑑英國和法國的模式,在中國建立以儒家學說為基礎的〃儒教〃,並想將其樹立為〃政教合一〃的〃國教〃。這種方式與中國人曾經普遍有好感的美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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