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25章 石頭木頭人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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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斐潛所在的後世，經常會聽到一句話叫做物質和精神，都要抓都要硬，而很可惜的是，這是華夏人在痛定思痛之後得出的結論，在後世之中依舊會有人忘記，就更不用說還在大漢的這個時間段了，大多數人都不是很清楚物質和精神的概念，更不清楚其延伸

斐潛在轉譯軒，讓郭圖除了依舊對於西域的相關資料收集，也重點展開對於可多之士，也就是亞里士多德的書籍相關收集、整理和翻譯工作。

或許有幾分外來和尚的味道，但是實際上是因為在大漢的三四百年時間內，原本華夏的唯物苗子，已經被摧殘歪了，死了，或是寄生在其他地方，就像是一個破破爛爛的房子，想要重新修補回來，還不如推倒重建。

而亞里士多德的相關文獻，無疑就是這個新房子最為堅實的地基。

因為任何科學研究，無論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總是在已知的基礎上，獲得未知的知識，所以如何從已知正確的揭示未知，這，就是邏輯學的研究範疇。

亞里士多德邏輯學的誕生，一方面導源於古希臘發達的辯論術，一方面直接來自於當時最盛行的幾何學，他關於科學證明的論述正是從幾何學的證明中抽象出來的，也正因為如此，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演繹體系，先天便帶著數學的嚴密姓和可靠姓。

古希臘，古印度，古華夏，幾乎都在同一時間段發展出了唯物，辯論，邏輯的種子，但是古印度的種子最終長到了佛教身上去，而華夏的種子在一開始成長起來之後，就被統治者給壓制下去四分五裂了

對於人類社會來說，亞里士多德邏輯學更為重要的意義在於，它為我們認識真理開闢了一條不同於認識論的新途徑，即我們還可以透過邏輯獲得對未知領域的真理姓認識，這無疑是更客觀、更少爭議、更易懂得、更易傳承的認識方法，也是科學體系建立的基礎。

而對於華夏文明來說，正是因為邏輯學的缺失，才會使整個華夏後期的封建王朝陷入模稜兩可與詭辯無常之中，全靠一張嘴，上下兩翻皮，對錯標準隨便定，使得法治往往淪為空談，一碰到事情就變成人治，上下左右的信任感幾乎為零。

最為簡單的例子，就像是有人當著他人的面說量小非君子，然後轉頭又自己嘀咕無毒不丈夫；要爬上去的時候表示人往高處走，然後轉頭對自己屁股後面的人說別爬了，因為高處不勝寒。

這種嚴重的精神分裂，就是缺乏整體邏輯性頑疾，行為邏輯隨時隨地處於一個可以分裂的，不能統一，陰陽狀態之中，所以到了後世還有受害者有罪論，還有一個巴掌拍不響，有佔便宜的時候什麼要優先而在受苦受累的時候卻表示別人要發揚風格。

正因為沒有邏輯，才讓華夏後續的社會觀念當中是非對錯，是那樣的模糊。

不論社會科學、還是自然科學，要追求真理，就必須客觀嚴謹，排除一切主觀干擾，來不得一絲馬虎。

這就是為什麼華夏的文明諸子百家之後，便是再無百家。

因為只剩下了唯心。

絢麗之後，只剩凋零。

罷黜百家，扼殺了荀子的唯物學說，便扼殺了客觀，獨尊儒術，埋葬了墨子的邏輯學說，也就埋葬了嚴謹！

啥？法學？那是為帝王服務的，談不上什麼唯心唯物，他們是唯帝王。

這一次青龍寺大論，是不是可以再刺激一下華夏本土的唯物論？

其實有一個比較諷刺的事實，是比亞里士多德早幾十年，墨子便已經建立了類似的邏輯體系。在墨子中，六篇論述組成的墨經，與其他各篇姓質不同，其主要內容不是政治倫理學說，而是科學定義和理論，可以使人透過邏輯方式，樹立正確的觀點，反駁錯誤的觀點。

當然，墨子最後失敗，不是失敗在邏輯學唯物論上，而是失敗在他反對統治者上，這個跟黃老是一個毛病，但凡是統治者存在的社會，就不會允許這樣的理論流傳。

像是亞里士多德一樣只講邏輯，那就可以儲存下來，甚至在後來還可以被引入基督教的理論當中

在後世近代西方思想湧動到了華夏之後，梁胡等學者運用西方科學的方法來研究墨經，才讓世人明白，其實我們祖先的邏輯和科學思想，在當時的世界有多麼先進。

可是到那個時候，感慨先進，傷感春秋，有用麼？

還不如現在就做。

能做一點算是一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山之玉也可以攻石。

不管是石頭木頭，只要能敲動人頭，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