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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惡毒攻擊政府機關脫離群眾,搞‘獨立王國’,胡說我們幹部已丟掉革命時期的優良作風。同日又一篇《沒有調查研究》的大字報,汙衊基層幹部像國民黨的特務,借彙報坑害群眾,上級又靠彙報批判群眾。12月19日一篇《敢說話吃大虧》的大字報,公然替“右”派分子喊冤叫屈,說“右”派分子是不懂得‘關嘴勝過關門’的道理,才落得悲慘的下場。最惡毒的是12月24日寫了《論辯‘正’法和共產主義》,這篇大字報有意貼在校長辦公室前面的牆上。說什麼‘辯來辯去總是共產黨“正”,不管你的理由多麼充分,最後拿立場一壓,就蓋棺論定,容不得你再申辯’。還說什麼‘共產主義是虛無縹緲的,就象國民黨的大同世界,可望而不可及’……”
我不禁大吃一驚,對於當時大字報的日期和內容,他記得如此清楚,這不是早就記上賬了嗎?但是不是我的原話,有沒有斷章取義,我也糊里糊塗。當時是即想、即寫、即貼,連個底稿也沒留,關心的是文章寫得好不好,有沒有符合寫論說文的要求,有時為了寫文章的需要也憑空捏造一點,這哪裡就代表著我“一系列反動的政治主張”,是什麼“長期形成的一整套資產階級理論。”
看來團“組委”的發言,跟我在寫大字報時的情景是一樣的:先認定一篇文章的主題,然後發揮豐富的想象,從腦子裡儲存的詞句中選取必需的,搭配上去,並非客觀的反映。或者他是在教條地套用某個公式,而不管是否符合事實,只要能使他的發言成為一次娓娓動聽的演講就行。不同的在於我是受騙,他是受利用;我成了“歪門邪道”,他卻“名正言順”。
第二個發言的是一位學習用功而成績不高的“老”同學。平時沉默寡言,因為出身好,社會關係單純,團“組委”很重視培養他。他的發言可謂“一鳴驚人”,是專門來揭露我的“資產階級生活作風”:“何海生出身於資產階級家庭,從小嬌生慣養,過著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腐朽生活。最講究吃穿玩樂。你看他理的是什麼‘游泳頭’髮式,跟我們都不一樣,穿的是什麼‘青年裝’,只有三個口袋。還搞‘集郵’,跟資本主義國家交換郵票。看的書全是資產階級的,有《紅與黑》、《安娜&;#8226;卡列尼娜》等等。聽說還在搞戀愛,上次有人就在他的課桌裡發現一張少女的照片,和一封情書……”
我感到臉上火辣辣的,耳根發熱,拿著筆的手顫抖得再也記不下去。多麼可恥的造謠,我從沒有遭受過別人對我人格的公開侮辱。他這樣講不感到心虛嗎?我抬起頭疑惑地望著他,一張白皙的臉皮上,凹塌的鼻子下面,兩爿薄薄的嘴唇在不停地煽動著,一對混濁的眼睛直往牆上溜,象是要從那裡再挖掘點什麼。他大概是決心要用自己的發言,來改變平日不引人注意的地位,卻不管他人的死活。我腦子裡嗡嗡直響,胸部猛烈地撞擊。但是理智和那種場面告訴我,只能忍耐。
有一位同學的發言出於意料,是替我抱不平的:“我有個意見,為什麼把‘交心’也貼出來?不是說要保密嗎?”是呀!我竟沒有想到這一點。要求所有團員要向組織“交心”,說是正如信徒對神父的懺悔一樣,“知錯就好,說出來沒有人會知道,上帝會寬恕你的。”但團“宣委”馬上解釋說:“對大部分同學的‘交心’,我們絕對保密。比如有一位同學把最見不得人的事也交代了。我們至今沒有對任何人提過。對何海生不一樣,你不公開,他也早已氾濫,就象濃瘡是包不住的,還是公開出來,讓大家都來幫助他更好。”
這是十足的強盜邏輯。所謂“交心”,完全是種騙局。那些人一旦找不到別人的缺陷就心裡不舒服,總是想方設法要將人家身上的所謂‘髒東西’給挖出來,才肯罷休。如此才感到“安全”,才顯得他是最“乾淨”的,也即最“革命”的。
接著,又有一個聲音叫起來:“何海生今天的檢查很不象樣,關鍵問題一個也沒有談。我問你,你跟“反屬”(當時指被*的反革命家屬)子女程偉平打得火熱。你們之間的關係要交代清楚,都說了些什麼?他有沒有指使你借‘鳴放’之機,向党進攻?你站起來老實交代!”我站起來了,無言對答。後來團委書記叫我坐下。我再也沒法注意其他人的發言&;#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散會後,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時竟以為會不讓我回家。團委書記見我的神態有點不對,可能擔心“出事”,便走過來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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