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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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經濟政策講座的公開化。1986年，對經濟改革的廣泛爭論被鼓動起來了，其後果就是1987年夏天推行經濟改革的第一個重大舉措。此後，1987年6月的中央委員會會議透過了一個所謂的《經濟管理積極調整時的基本供應》的檔案。幾天後，最高蘇維埃正式透過了一系列實施新政策的法令和《國有企業法》，後者在1988年1月正式生效。

這些措施是第3章闡述過的蘇聯經濟改革觀點的具體化。它們試圖改變全國生產都由莫斯科中央詳細制定的高度集中的計劃所規定的經濟形式，而實行與此不同的形式。國家將同意企業充分自主。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將轉而關注長期的計劃和目標，經濟部對生產的日常管理將被結束。共和國、區和地方蘇維埃政府對它們各自地區內的經濟將享有巨大的監督權。在企業內部，工人也擴大了監督企業制定方案的權利。這些改革措施，在公共佔有和經濟計劃的框架內，把民主化和非中心化的觀點具體化了。

這些目標實行的結果如何？企業自治意味著放棄中央決定每個企業投入和產出的詳細計劃的體制。取而代之的是，中央將頒佈非指令性數字，為每個企業的產品價格和企業執行狀況提供一個參照系。當然，部分企業生產仍然存在強制性的“行政命令”現象，這是由於不得不減輕從舊的中央管理體制向新體制過渡產生的困難。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行政命令逐漸收縮到產量的比例上。企業的剩餘產品將透過“批發貿易”而銷售。這意味著企業可以相對自主地決定它們可以生產什麼和把它們的產品銷售給誰。據估計，1990年批發貿易的份額達到了60％，此後比例更高。

隨著定價的逐漸放開，仍然有某些商品的價格由中央控制，而其他產品的價格將根據合同設定。企業的主管獲得了提高職工工資的權力，從而實現了工資和生產力之間的緊密聯絡。這樣，企業就在法律上實現了“自籌經費”，從保留的收入中獲得資金，從國家銀行系統獲得貸款。《國有企業法》規定勞工委員會由選舉產生。委員會在決定工資、懲罰、工人培訓方面起作用。此外，核心的管理者，包括企業經理，由職工選舉產生，也由職工罷免。

1987年的改革並沒有減輕中央對經濟的控制，但它在一定時期內為進一步的放權作了準備。嚴格的中央控制將逐漸被一種把民主化的、分散化的計劃和龐大的市場聯絡結合在一起的新體制所取代。然而，這種改革的方案產生了嚴重的缺陷。

第一，它沒有創造出一種體制來協調新近獨立自主的企業的行為。企業從服從中央絕對命令到對銷售、購買、籌措資金具有相對自主權的轉換，都需要為已適應遵循上面命令的管理者提供新的運作方式。但這些新的行為方式以及支援新的制度的更為分散化的體制，並不能迅速地、自動地產生。於是，由於沒有充分的準備，大企業自治的迅速轉換將不可避免地引發許多混亂。

第二，允許企業有更多的決定其收入分配的自由將潛在地產生經濟的不平衡。企業的短視行為可能使企業在超出其消費品生產能力以外來提高企業的收入。而且，如果國家收入從投資轉向職工工資和收益，這將破壞加快經濟增長的計劃。

第三，在舊的體制下，中央政府從來沒有在獲得財政收入以供給支出方面存在困難。中央政府對企業的控制使它不管需要哪種稅收都可以輕易地向企業徵收。但是新企業的自主意味著政府現在將不得不轉而採取一種稅收半自主實體的體制來獲取收入，而且，從來就沒有哪種新的稅收制度一旦引進，馬上就能有效地徵收到必需的稅收。

消費市場的危機（1）

1988年至1989年，上面三個問題在蘇聯經濟中開始暴露出來，由此引發了消費市場的危機。在那兩年，蘇聯面臨著倉庫外漫長的隊伍、越來越多的商品配給、倉庫中許多貨物完全缺乏的悲慘情景。日漸加重的貨物短缺對政治氣候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使它由樂觀主義變成了危機四伏。這使得主張採取更激進變革政策的鼓吹者更加容易拉攏人心。

如果人們從這些年家庭消費品的經濟資料來看，則根本看不到危機的跡象。私人家庭消費品受通貨膨脹的影響，實際上有顯著的增加——1988年增長了，1989年增長了。消費品短缺的惡化是如何與消費者實際購買力的增加一致的呢？

在那時，一些蘇聯官員譴責消費品被秘密的“改革的敵人”所轉移。但是，這個解釋顯然是多餘的。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在可得到的消費品數量增加時，家庭的貨幣收入卻提高得更快。在可得到的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