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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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要求派人排除電線系統中一些複雜的故障時，我的好運降臨了——我能夠在查閱圖紙的副本後向他作出解釋。從此以後我成了洛夫勒寵愛的人。

為了遵守我對母親的諾言，我在去年秋天已寫信給哥倫比亞大學，詢問能否申請從2月開始的這個學期的獎學金。回信說，雖然該校在年中不頒發獎學金，但我可以在春天再寫信去申請1911年9月開始的那個學年的獎學金。所以在4月初我就照辦了。幾天後我接到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弗雷德裡克·凱佩爾打來的一個令人捉摸不透的電話：我要申請的獎學金無法提供，但他有一件事想在我方便的時間同我進行商討。我要不要與他的秘書作出會面的安排呢？我在電話裡解釋說，我每天工作到下午6時，也許可以安排提前1小時下班。在這種情況下，凱佩爾校長表示很高興於第二天下午6點鐘之前在家裡與我見面。他的安排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5農民和技工（12）

第二天下午，我用去油劑儘量洗乾淨積滿油汙的手，乘上從富爾頓街到第116號街的西線地鐵，然後步行到不遠的校長家。心頭怦怦直跳的我按響了門鈴。凱佩爾夫人開門領我上樓，走到一個壁爐里正燒著火的書房，說校長馬上來。幾分鐘後，他進來了，人長得高大英俊，衣著考究，井井有條的樣子和迷人的微笑結合得十分完美。有人端來了茶。我們一邊喝茶，凱佩爾一邊愉快地同我說了幾分鐘關於我的工作的話。然後他才言歸正傳：

“你知道，註冊處對於你的事感到非常不好意思，我也有同感，因為當校長前我是大學註冊處主管，而我沒能使這個機構有效地運轉。”

我既迷惑不解，又焦慮不安，以致不知該說什麼好。

“格勞斯鮑姆，事實上，”他繼續說，“去年你爭取到了這裡的獎學金，但是我們沒有授予你。”

“怎麼——怎麼會這樣的呢？”我脫口問道。

“你有一個哥哥或堂兄，叫路易斯·格勞斯鮑姆，他在我校靠普利策獎學金已學習了3年。在我們決定給你獎學金後，註冊處把你們兩人的名字混為一談了。他們不能把獎學金給一個已經拿過的學生，所以把名額給了在你後面的一位申請人。”

他還告訴我，我獲得的是哥倫比亞校友獎學金，該獎學金提供全部學費，每年授予申請進哥倫比亞大學求讀並在入學考試中獲得最高平均成績的候選人。我已達到了這個要求——而在普利策獎學金名單上排在我前面的6個男生都獲得了那筆津貼或者在別的地方申請到入學費用。如果我仍想進哥倫比亞大學，他們可以安排給我從今年秋天開始的校友獎學金。該獎學金與我現已不再夢寐以求的普利策獎學金一樣豐厚。

聽完他的話，我只好說：“這件事非常有趣。”然後補充一句，“但使我損失了整整一年時間。”

“確實是損失，”凱佩爾回答，“我們真誠地為做了錯事而表示歉意。今年你多大了？”

我說：“剛過17歲。”

“啊，現在我可聊以安慰，不必再難過了。如果一年前就開始讀大學，你還太年輕，不會從大學裡充分學到知識。在這家電話機制造廠接受訓練對你是最有益處的。你將比其他同年齡的孩子更加懂得處世之道，變得更加成熟。不管怎樣，只要你勤奮攻讀，也許三年裡就可得到學位。”

會見結束了。我歡欣雀躍地回到了家。我們在凱利街的住宅中充滿了無比的歡樂。但是母親在擦乾眼淚後一遍又一遍地說：“我永遠不能原諒他們曾使我的本尼那麼傷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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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大學生（1）

1912年9月到了，我在哥倫比亞大學的二年級也開始了。我繼續在美國捷運公司從下午4時做到半夜，每週聽課加上家庭作業大約花費21個小時。

1911年9月，我以校友獎學金獲得者的身份進入哥倫比亞大學。由於我在兩年中學裡已學了許許多多教材——比大學一個學期的教學量還要多——又由於課外的學習使我透過了大學裡的分班考試，我開始在也許是最高階的班裡學習。若想畢業，總共需要得到120個學分——每一學分需要一個學期、每週一個小時的課程。我把目標定在3年畢業。事實上僅2年半我就得到畢業證書了。

我對大學生活的想法在許多年前廢寢忘食地仔細閱讀弗蘭克·梅里韋爾叢書時就形成了。當然，我知道，梅里韋爾在耶魯大學待了極長時間——不過誰會計算他究竟學了多少學期呢？——而且他參加大學生除了學習以外的所有活動（也許這是他大學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