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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偽君子朱棣（32）
對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的變化，發生於近代西方資本主義文明東漸之後。全球化趨勢的到來、全球化意識的形成以及在此人文背景下中國民族意識的覺醒，使鄭和事件突然被“發現”或被賦予近代意義，並用近代話語做了新的解讀。首先是“新民論”的發軔者梁啟超撰出《祖國大航海家鄭和》，以全新視角重估鄭和事件的意義；繼之，民族復興的象徵和領袖孫中山也在《建國方略》中以相近的觀點伸揚鄭和精神，將鄭和下西洋稱做“中國超前軼後之奇舉”。以後，鄭和事件不斷被置於種種“現代性”敘事話語之下重新觀照：鄭和開始成為中國遠洋外交的先驅，鄭和下西洋被視為與閉關鎖國態度相對立、一種體現“開放”精神的歷史資源（這觀點已成為中學歷史課的內容），近年更有諸多文章把鄭和事件與由哥倫布、達·伽馬、麥哲倫等完成的歐洲地理大發現相提並論。
任何歷史都是“當代史”；歷史學的本質其實是解釋學。若就此言，圍繞鄭和事件的敘事話語的變化，也無足怪。當然還可以有另外的態度。對歷史採取比較樸實的態度，這更多的是一種學術性的態度———在這種態度下，會傾向於原原本本地看鄭和下西洋這件事。
鄭和下西洋直接或初始的起因，是“蹤跡建文”，亦即查緝失蹤的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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