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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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張五常先生。相反，我比較欣賞張五常，只不過我所欣賞的是1983年以前的張五常。

我曾經兩次撰文討論五常先生之“是”，在2002年撰寫的《何必為難張五常》一文中，我說“一些人憑他在報紙上發表的散文評論他的學術成就，是不負責任的”。我還說，“貢獻最大的要算經濟思想，其次是技術方面的東西。而張五常是極少數對經濟學思想很有貢獻的人。”我於2003年做的“世界知名的6位華裔經濟學家”排名，五常先生位列其中。

但是，1983年以後的張五常，特別是給報刊撰寫雜文和隨筆的張五常，在內地高校做巡迴演講的張五常，日益偏離學術軌道，宣揚一些想當然的觀念，誤導內地學子。

我不怕自己學識淺陋，在這裡討論五常先生之“非”。一方面是對五常先生的惋惜，正如本文標題中“遲暮美人”所表達的，五常先生在經濟學上曾經很有創見，很有作為，但是很可惜，而今他不做學問了。另一方面是因為一些讀者對五常先生的學術成就缺乏正確的認識，我試圖指出五常先生學術觀點中的缺憾，給他一個公平的評價，讓大家真正看清五常先生，以促使大家能夠以平和的心態看待“權威”。

五常先生，你為何不反省？

《北京晨報》2002年4月25日發表的題為《點評中外經濟學人士，張五常在北京說什麼了？》的文章稱，張五常在演講中說，他可以和聽講者下注賭一把，“我搞了四十年學問了，我從來沒有看錯過。1981年我就預測過中國的發展，白紙黑字；1986年我發表文章《日本大勢已去》；1988年，加拿大的人問我，他們的經濟何時復甦，我說最早要到下個世紀初；1996年我說香港要有10年的經濟不景氣。我不是看風水的，但我能看到侷限條件的轉變。”

五常先生所說的“1981年我就預測過中國的發展，白紙黑字”，白紙黑字固然不錯，但預測的結論並不新鮮。其實，市場化改革，中國內地的經濟學者早就提過。如20世紀50年代孫冶方、顧準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商品經濟，1979年劉國光、趙人偉提出社會主義經濟是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等等。不同之處在於，五常先生運用的是產權與交易費用的分析正規化。當然，我沒有否認，在五常先生的《中國會走向“資本主義”的道路嗎？》一書中，在一些經濟學理論及其運用上，五常先生很有創新，他的一些觀點而今讀來仍不覺得過時，我只是說，其結論不新。

至於五常先生所說的“我搞了四十年學問了，我從來沒有看錯過”，言過其實。根據《張五常中山大學講演（全文）》（載《21世紀經濟報道》，2001年4月27日），五常先生說：“弗裡德曼一向主張放開價格管制，1988年我們向中國的領導人極力推薦這一點，結果一團糟。”到底是怎樣的一團糟呢？五常先生沒有交代。這裡不妨作簡短介紹：1988年的居民存款為3000億元（人民幣），數量遠遠低於1992年的1萬億元，更低於目前的10萬多億元，竟然造成全國性的搶購風，在貴州那樣的窮地方，居民竟然大量搶購毛線！那次物價改革，導致1978年改革以來最大一次經濟失控。

但五常先生不進行任何的反省，反而把一切問題歸結為計劃經濟和政府管制，歸結為市場經濟不徹底，繼續鼓吹不擇手段、不惜代價實現“制度變遷，產權革命，與國際接軌。”1990年，五常先生甚至“大膽”預測，中國經濟在20世紀90年代必將大幅度下滑，少說也要餓死2億人。現在時間已過去十幾年了，我們的經濟並沒有“大幅度下滑”，反而是人丁興旺！

遺憾的是，五常先生找種種藉口為自己辯護。在2003年6月27日的香港《蘋果日報》上，他發表的題為《佛老用不著耿耿於懷》的文章說：“兩件事使佛老表示對自己的判斷失去了信心！”他說的“兩件事”是：其一，弗裡德曼（五常所說的“佛老”）的貨幣理論運用於實踐中，以失敗告終；其二，弗裡德曼對歐元的預測錯了。五常先生辯解說，“我認為佛老的思維沒有錯，失靈非戰之罪，而是世界的侷限轉變他看不準。大師就是大師，理論沒有錯，只是一時大意，摸不準世界大變，也低估了政治的複雜性。”

是的，你可以將問題和責任推到“一時大意”、“摸不準世界大變”、“低估了政治的複雜性”等上面，但是，五常先生或者“佛老”做的決策或建議所造成的巨大損失誰來承擔？臺灣經濟學家高希均先生曾經說，決策失誤比腐敗帶來的損失更大。五常先生對中國經濟改革和經濟發展乃